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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十世班禅大师与喜饶嘉措大师的关系

时间:2015-03-23 17:15:15  来源:《青海藏族》杂志  作者:堪本

      十世班禅大师和喜饶嘉措大师,是近现代中国佛教界和社会活动家中颇具影响的两位人物。他们二位交往的时间虽短、但感情颇深。十世班禅的成长离不开喜饶嘉措大师的关心和支持。应该说,他们二位的这种交往格局的奠定和延续,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其中性格、文化背景的互补起了不少的作用。一个人的性格和处世风格除了受家庭背景、文化传统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广泛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影响。虽然他们二位年龄相差较大,相处的时间也不长,但由于民族共同的命运和不同的阅历,对社会、民族、宗教、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着许多共同和相似的观点。所以,尽管喜饶嘉措大师与十世班禅的性格的基本特征分别偏于“刚”和“柔”,但是长期的宗教活动和政治生活的锤炼也极大丰富了他们的性格特点,因而构成十分复杂的、多面的性格统一体。他们两位待人接物时的彬彬有礼和恰如其分的温和迷住了任何一个见过他们的人,但他们有时也是尖锐严厉的,说起话来很直爽,因而他们也得罪过一些人。总而言之,喜饶嘉措大师和十世班禅都是刚柔相济之人,喜饶嘉措大师刚中带柔,十世班禅是柔中带韧,这正是他们能够在互补互济中成就大业的性格基础。

     喜饶嘉措大师和十世班禅大师的关系非常密切,并且都出生在青海循化。在循化这块并不大的土地上,在不到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就相继诞生了这两位伟大的佛教大师和宗教领袖。班禅大师毕生为国为民,建立的历史功勋与日月同辉,共山河长存,自然是一般人无可比拟的。而比班禅大师年长45岁的喜饶嘉措大师,无论是他在藏族文化历史知识的功力,还是佛学文化之造诣,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关于十世班禅大师与喜饶嘉措大师的关系,应从寻访九世班禅转世灵童开始谈起。1937年12月,九世班禅在青海玉树结古寺圆寂之后,按照惯例,西藏噶厦政府、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和青海的班禅行辕堪布会议厅,都开始了寻访九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工作。在1940年,十四世达赖喇嘛、热振活佛和乃琼护法神等首先秘密降神占卜,护法神所言与占卜卦象,都是说九世班禅已经转世,转世灵童降生在西藏东方。于是1941年7月,堪厅的罗桑坚赞等人抵达西宁,在青海各地分别寻访转世灵童。同时在西康的甘孜、西藏的昌都、甘肃的卓尼、夏河等地以及不丹国、内蒙古地区也派出寻访人员,依次拉开了寻访九世班禅转世灵童的神圣帷幕。经过几个月的四处寻访,到11月份的时候,所派寻访组各路活佛堪布先后在青海、西康和不丹等地寻访到了15名灵童。到1943年5月,班禅堪布会议厅将寻访到的15名灵异孩童集中到塔尔寺,在宗喀巴大师佛像面前,举行宗教仪式,对灵异孩童们进行甄别和认选。为了以防弄虚作假,当时有国民政府立法院罗桑坚赞委员亲临监督。经过反复甄别最终循化的贡保慈丹被确认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从此,贡保慈丹就住锡在塔尔寺,并在大拉章扎西康赛举行了班禅堪布会议厅内部坐床仪式。这时候堪厅也将关于确认九世班禅转世灵童的报告呈交国民政府审核批准。
  与此同时,“在西藏噶厦政府,也寻访了两位转世灵童,一位叫次仁多吉(ཚེ་རིང་རྡོ་རྗེ),是从西康省(今理塘县)找到,供养在扎什伦布寺的甲康村,后立为列当活佛。另一位叫察瓦巴雪(ཚ་བ་དཔའ་ཤོད),是西藏昌都地区八宿县找到,供养在哲蚌寺,后立为措钦活佛。”① 虽然堪厅声称,按惯例班禅转世灵童应当由班禅下属自行寻查,但实际上,噶厦已经暗派人在拉萨以东四处查寻转世灵童。“当时,确实是一些为我独尊的噶厦政府的个别人,一人为刚,万夫为柔,认为历代班禅喇嘛只能诞生于天朝大域的西藏,而不能转生于地疏遥远的安多。”② 到了1947年,噶厦通知扎什伦布寺,说他们也找到了两位班禅灵童,要扎寺派人去青海塔尔寺,将青海找到的灵童送到拉萨来,以便举行“金瓶掣签”仪式,决定究竟哪个孩子是真正的灵童。堪厅则坚决认为,循化灵童贡保慈丹相貌不俗、聪慧异常,而且,布觉姜贡和热振活佛都曾打卦问卜过,也请乃琼护法神降神占卜过,都显示该灵童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对此,不应任何怀疑,也没必要再举行金瓶掣签仪式。可是,妥协退让的国民政府迟迟不作表态,是西藏噶厦有了进一步说话的权利,致使噶厦与堪厅之间的矛盾,通过班禅转世问题进一步加剧。另外,“原由罗桑坚赞派遣寻访的丁杰活佛,在噶厦的操纵牵制下,准备将西康的罗加结卜携带入藏,企图加入抽签候选人灵童中。当时的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进行干预,但没有结果,丁杰为自身利益考虑,改变既定方针,倾向噶厦,致使矛盾愈加愈烈。”③ 所以,在青海、西康、西藏的三位灵童中,究竟确认哪一位是九世班禅的正式转世灵童,在噶厦和堪厅之间,对此问题争论不休,毫无结果。使班禅转世灵童征认事宜搁置下来,无法进展,僧俗群众不免产生情绪波动。
     在这关键时刻,喜饶嘉措大师等宗教人士和一些团体,纷纷致电蒙藏委员会,要求中央尽早确定贡保慈丹为十世班禅转世正身,并举行坐床典礼。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五月十五日,喜饶嘉措大师为请中央速送第十世班禅进藏坐床致蒙藏委员会代电:
    “广州,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白钧鉴:查班禅额尔德尼于民二十六年在玉树示寂后,经各方寻觅灵童,并由各方佛学渊深及地位崇高之活佛将所获灵童缜密研究。结果确定获自青海循化之灵童为真身,遂于民三十三年迎之塔尔寺供养,待命进藏。然迄今六载,尚稽迟未行,藏中人民失其主宰,惶惶不可终日,咸盼早日进藏主持。至究其迟滞原因,乃系藏中一二不肖为逐其自私自利,因借真身待办为词,达其拒绝政府之实。此外藏中朝野固皆欢迎上述灵童早日进藏登坐床也。喜意中央对此事件若不及早寻求合理解决,任其稽迟,则酝酿所及,益见嫌隙日深,究非善策。且前世班禅为国备著劳绩,而政府礼待亦百般犹隆,今世班禅尚幼,应予扶持,以保持传统德意,庶使前功不为无果。用特电请钧座顾念安藏大计,俯允众情,派员护送进藏坐床,以示政府眷边德意,而固边疆团结,是所至祷。肃电奉垦,敬乞鉴核,恭颂,崇绥。”④ 此电表明喜饶嘉措大师希望中央对班禅额尔德尼转世问题,尽早寻求合理解决。他的致电为打破僵局,推进班禅转世工作的顺利进行起到了促进作用;为日后十世班禅的认定、坐床奠定了基础。这与后来十世班禅和喜饶嘉措亲密交往的奠定和延续,有着直接的关系。
     1949年6月3日国民政府颁发命令,承认贡保慈丹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正式批准其为第十世班禅。同年,8月10日,国民政府新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及蒙藏委员会秘书长高长柱、藏事处处长熊耀文等为特派专使、青海省主席马步芳的代表马继融为副专使,在塔尔寺主持举行了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坐床典礼。至此,在矛盾纠纷斗争中被阻滞十年之久的班禅转世灵童坐床问题总算有了圆满的结果,灵童贡保慈丹终于取得了合法合理的政治、宗教地位而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班禅堪布会议厅上下得以慰藉,僧俗无不欢欣,获得这一席位是班禅堪厅成员和青海省政府官员、蒙藏各大活佛、千百户携手努力的结果。当然,喜饶嘉措大师所做的一切是功不可没的。
     十世班禅的确认,首先,遵循了班禅堪厅认定转世灵童的传统习俗,以完整的程序产生了灵童正身,统一了藏族政教上层的内部意志,安抚了僧俗群众的思想情绪。其次,通过十世班禅的确立,稳定了青藏地区,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秩序,防止了政局动荡的可能性,为甘青川藏区的政权建设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国民党统治宣告覆灭,12月蒋介石由成都逃往台湾。在同年8月马步芳逃离青海时,曾妄图把喜饶嘉措大师和十世班禅一同带往台湾,以利于在今后开展工作,但喜饶嘉措大师和十世班禅都断然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毅然和人民站在了一起,使马步芳的阴谋未能得逞。为了摆脱国民党和马步芳的控制,防止他们在溃逃时可能造成危害,十世班禅及堪厅成员暂时避居到青海牧区班禅的香火地——香日德。就在这时候正好喜饶嘉措大师也为了躲避纷乱,从老家古雷寺移住今青海省海南州兴海县的赛宗寺阿若活佛处。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喜饶嘉措大师和十世班禅分别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发出贺电,祝贺新中国的诞生,表示竭诚拥护中央人民政府,迫切要求尽早解放西藏。1950年,喜饶嘉措大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在西北局副书记习仲勋和既是西北局委员又是青海省政府领导的喜饶嘉措大师的关怀下,十世班禅和堪厅成员从香日德返回塔尔寺。他们经过长期的颠沛流离,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安宁的环境,十世班禅及亲属和堪厅都感到十分高兴。
      新中国成立后,喜饶嘉措大师热烈拥护党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英明决策,还多次写信和在电台发表讲话,向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世班禅和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呼吁他们认清形势,接受西藏和平解放,走爱国的光明道路。1951年,多麦昂拉地区(今尖扎县昂拉乡)千户项谦在反革命分子煽动下叛乱,处于民族团结考虑,在习仲勋同志的指导下,青海省委、省人民政府决定对项谦劝降,喜饶嘉措大师临危受命和其他政府领导,先后17次前往昂拉地区开展说服、劝降工作,十世班禅也用不同的方式劝说项谦,昭示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帮助其解除忧虑,经过多方面的工作,项谦终于认清形势放下武器,投诚人民政府。1952年夏天,项谦终于向人民政府投诚。1959年,西藏反动集团悍然发动武装叛乱,有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乘机干涉我国内政。西藏反分裂斗争的形势及其尖锐复杂,在大是大非面前,两位大师依然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表现出了一位伟大爱国主义者的态度和胆识。十世班禅和喜饶嘉措一同为维护祖国统一、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和边疆地区的安定团结,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1年,中央慎重考虑到当前西藏的稳定局势,公正处理噶厦和堪厅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决定在中央官员的护送下十世班禅尽快返藏,回到自己的故乡日喀则来管理扎什伦布寺。于“1951年12月19日,开始了护送班禅回藏的行程。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在黄正清(阿巴阿罗)等人的陪同下特地从西安赶到西宁,代表毛主席,代表西北军政委员会,欢送班禅回藏。在西宁城外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赵寿山、副主席张仲良、喜饶嘉措等参加了欢送仪式”⑤。欢送会上喜饶嘉措大师和十世班禅互献哈达,行碰头礼,紧紧地握住手长时间的亲切交谈,依依不舍的道别。此次欢送会为他们二位以后的相处合作奠定了基础。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喜饶嘉措大师均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大会,达赖喇嘛当选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当选了常务委员。同年12月,他们又同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班禅大师当选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达赖喇嘛当选了政协常委,喜饶嘉措大师当选了政协委员会委员、常委。从此,每届两会或其他重要会议期间他们在北京相见,一起共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尤其是西藏的各项建设事业。同时也增进了他们二人之间的友谊。
     从此,班禅大师和喜饶嘉措大师共同担负起了党和政府的委托,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和宗教界代表深入基层群众中,详细询问和了解老百姓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及时在人大、政协会议上认真向中央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和意见。西藏和其他藏区的问题,成了大家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喜饶嘉措大师和班禅大师更是引人注目的人物。上个世纪60年代,正是饥饿或半饥饿流行期间,他们专访和调查甘、青、川、滇、藏五省藏族地区的社会、人民情况。后来班禅大师列出一份报告提纲草案,如实地整理各方面资料,命人写出调查报告,撰写成藏文文稿,但更换几人,几易其搞,大师都认为文不到位。最后请喜饶嘉措大师来统稿,统稿交到班禅大师手中,班禅大师读罢立即首肯,认为喜饶嘉措大师所说之理比他的看法说法有过之无不及。
      可是60年代初,在“左”的错误理论指导下,在西藏开始批评班禅大师,在北京批判喜饶嘉措大师。后来,把两个大师联系起来批判,说他们组成了“班禅、喜饶嘉措反党叛国集团”,简称“班喜集团”。从此“班喜”联称就出名了。两位大师逐渐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直至后来强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指使一部分人对他们进行批判斗争,并隔离监护。不久,未经任何法律程序撤销了班禅大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只保留全国政协常委的职务。撤销了喜饶嘉措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的职务,随即又撤销了喜饶嘉措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职务。“文革”开始,批判斗争又升了级,“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一错误论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批斗班禅大师时,说喜饶嘉措大师是“七万言书”的幕后操纵者和炮制者,是埋藏很深的、老奸巨滑的老反革命分子,遣送回乡,交给革命群众批斗。年过八旬的喜饶嘉措大师被拉去游街示众。喜饶嘉措大师自己身处逆境,朝夕难保,但却时刻惦记着班禅大师。他曾对机关的藏族同志说:“班禅年轻,但愿他能躲过这场劫难。他还有希望,还有很多很多事要他去做。”⑥可见喜饶嘉措大师对班禅大师以后的事业寄予厚望。不久,老人家经受不住轮番折磨,于1968年11月在青海西宁含冤逝世,终年86岁。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组织批判游斗,更是对班禅大师的身心遭到各种残酷的折磨,经受了十年牢狱之苦的严峻考验。随着“四人帮”被粉碎,“文革”宣告结束,大师也出狱获释。
      1976年8月十世班禅大师获释时,昔日的良师益友喜饶嘉措大师离开人世已有十年多了。对此十世班禅感到十分惋惜和悲痛。但是,他从来没有失去信心,反而用极其关切的目光,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又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恩恩怨怨。“班禅大师作为副委员长、一位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不但关心藏族人民的利益和佛教事业,而且非常关心整个国家的兴旺,时时处处维护祖国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为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做了大量工作。他还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许多关于民族宗教工作的宝贵意见、建议。在我国的政坛上大家公认班禅大师是民族事务和宗教事务方面的代言人。”⑦
      1983年前后,在党中央和青海省委的关怀下,“喜饶嘉措大师纪念馆”在大师的故乡——循化道帏乡古雷寺开始修建,1987年10月7日竣工。十世班禅亲自主持了纪念馆的开光仪式,为纪念馆题写了藏文馆名和对大师的赞辞,馈赠了万元礼金,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评价了喜饶嘉措大师爱国爱教的一生。1989年1月9日,班禅大师离开北京前往拉萨,参加五世至九世班禅合葬灵塔落成开光典礼,并诵经祈祷。11日上午,中共中央委员、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热地,把60年代从班禅家没收的档案材料,包括“七万言书”手稿和照片、梦兆录、卦辞等退还给班禅本人。大师面对“七万言书”手稿感慨万千,向在座的人说:“你们看,这意见书,全是我亲手书写,亲自修改的,为了它,我花了不少心血。批判时,说是这个人写的,那个人写的,冤枉了不少人”。在班禅大师惋惜而悲痛的这句话中我们能够清楚地明白冤枉了的不少人中缺少不了喜饶嘉措大师。然而,就在当月28日凌晨,藏族人民的一代杰出领袖——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洛桑成列伦珠确吉坚赞贝桑布因突发心脏病不幸圆寂在扎什伦布寺,享年51岁。29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逝世,使我们国家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国务活动家,藏族人民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宗教领袖。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大损失,是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一个重大损失。”广大人民群众深切悼念班禅大师。
       喜饶嘉措大师和十世班禅不仅是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楷模,也非常重视民族的教育事业。他们二位虽然接受的是寺院教育,但经过不同的环境和时代之交替,深知民族教育的重要性。班禅大师特别重视藏语文的学习、使用和发展。他认为,藏语文是藏族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藏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他多次提出:“小学应该主要教民族语文,中学可以同时教本民族语文和汉语文;他建议建立一所藏文大学,招工招生要考试本民族语文。”⑧这些观点为今天的决策机关制定或调整相关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他俩为民族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尽人皆知,不必赘述。仅在循化县境内,远见卓识的两位大师亲自出面,创办了2所藏文中学,一所在藏族聚居地道帏乡,一所在另一个藏族聚居地文都乡。
      道帏乡初级中学建校年代较早,其前身是“青海喇嘛教义国文讲习所”,由喜饶嘉措大师于1942年2月11日创立。解放后,该校改名为“古雷学校”,是全县培养民族人才的重要基地。循化县藏文中学校址在文都乡,它是由十世班禅亲自倡导,和在省、地、县三级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创建的县级寄宿制完全中学。校名“循化藏文中学”就是由大师亲自审核和钦定的。自1985年建校以来,学校在已故大师的直接关怀和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学校规模从小到大,办学势力从弱到强,已经走过了二十七年的发展历程。自1988年以来,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已向各类大中专院校输送了3500多名合格学生,其中近200名学子已取得或正在攻读硕士学位,10名已获得博士学位。学校多次被评为省、地、县级教育先进单位,曾获得过“海东地区民族教育一枝花”的美誉。以上两所学校的创办不仅是两位大师为家乡的教育事业所做的一件善事,更是为藏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藏族人民会永远铭记他们的恩德。
  结语
      总之,在共和国初期,十世班禅大师和喜饶嘉措大师精诚合作,共同演绎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历史剧。这一对大师的交往史,从一个侧面展示了20世纪中国风云变幻的许多政治事件、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以及耐人寻味的个人情谊。
 
参考文献:
        ①降边嘉措:《班禅大师》,[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年9月。
    ②辛光武著:《班禅传奇》,[M],香港:大风出版社,2011年11月第二版。
    ③政协青海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喜饶嘉措大师》,[C],青海:西宁向阳印刷厂,1994年。
    ④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1月。
  ⑤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九世班禅圆寂致十世班禅转世坐床档案选编》,[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
    ⑥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年1月。
    ⑦降边嘉措:《铮铮铁骨一高僧——记爱国老人喜饶喜措大师》,佛缘网站(http://www.foyuan.net/article-86017-1.html)。
    ⑧降边嘉措:《班禅大师》,[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年9月,第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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