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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在藏区稳定中的突出地位

时间:2015-05-04 08:08:28  来源:《青海藏族》2014年2期  作者:戈明/作

    青海在我国藏区乃至整个西部的社会稳定大局中具有突出地位,其主要特点体现在:区位上的腹心地位;政治上的向心传统;文化上的引领能力;宗教上的辐射能力;资源利用上的先行能力等方面。
     关于区位上的腹心地位。青海省的疆域面积达72万平方公里,地理坐标为:东径89°35′~103°04′,北纬31°19′~39°19′,东西长约1200公里,南北宽约800公里①。东缘包括东北与甘肃省毗邻,西缘与西藏自治区接壤,西南与川西相连,西北与新疆紧贴,处在我国藏区的腹心,地域面积是除西藏自治区以外最大的藏区,同时还处于我国西北各少数民族分布区的中心地带。青海的民族自治区域面积达全省总面积的98%,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达46.98%,均为全国之最。除了六个自治州,还有14个藏族乡,约20%的藏族人口世居于西宁市和海东市。再则,这里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是藏语古称“四江河与六山脉”的上游,西南连接着藏羌彝民族走廊,东部是河湟民族走廊,我国各藏区环绕周边,彼此保持着天然的互动关系。因此,青海的藏区工作不仅在省内具有全局性,而且在整个藏区乃至西部的地缘政治格局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由于这样的区位条件,这里曾经是远古到秦汉时期,被称作羌、戎、氐(狄)的诸部族融入甘陕、山西乃至中原、江淮、山东、陕西的基地,也是我国藏缅语族众多西南民族的祖源地。隋唐以来,活动于青海一带的苏毗、党项、白兰、阿夏等羌戎部落或融入吐蕃,或融入唐宋,或一个时期分立为吐谷浑、西夏(弥药或木雅等多种汉字写法)、南凉、唃厮啰等地方割据势力,但他们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始终是紧密的,除了同处相似的生态与经济环境,有过族源上的一致性或相融性等基础性原因,就在于交通所带来的联系。青海曾经是唐蕃古道的中转地,茶马古道西线的中转地,丝绸之路及其南路的中转地,还是以欧亚大草原相连的麝香之路中转地。而且,随着培育新兴城市的步伐加快,省内外航空和铁路、公路建设加速,历史形成的交通中转地的功能还将大幅度提升。
关于政治上的向心传统。早在新石器时代,甘青宁一带的羌戎氐先民中,虽说有少数分支曾经迁入西藏、川西和滇西北,但更多的是像波浪一样分批次沿着江河或山脉,向东、东南和西南迁徙,这对古老的汉藏语系形成、中华文明的孕育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也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和随唐时期的民族融合创造了经济、人口和文化的基础。蒙古大军征服西域返回后,首取建都于宁夏的西夏,进而实施西南大迂回,最终统治中华的过程,除了胁迫原羌系部落(部分胡系部落早已融化在羌戎氐之中)参与大迂回和进军中原,其原先的众多部落或退回甘青,或迁往川西和西南,有的分支也进入了西藏。由此造成的人口分布格局,为后来元朝与西藏萨迦系统实现政教联姻,形成了一个人文相似性的过渡地带,如西纳活佛的传承(那时属萨迦派)和噶举派的多位活佛传承(大多是后来追溯认定)就参与了那时的大一统政教活动。清代以来,有祖籍青海的多位高僧大德出任国师,如章嘉若贝多杰、土观曲吉尼玛、松巴益喜班觉、敏卓仁波切等②,以佛教理念引导统治阶层及广大民众。民国期间,由于西藏地方右翼势力的阻挠,九世班禅直至逝世也没能到达其驻锡地——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十世班禅亦被拒绝在西藏举行坐床典礼,都是因为他们坚持祖国统一的政治主张,与西藏分裂势力的图谋相左。民国初年西藏发生驱汉运动,在北洋政府驻藏办事机构被封禁、办事大员被驱逐的情况下,1919年4月,根据北洋政府的旨令,由时任兰州总督的张国坚(藏文文献译音)出面邀请谷戎仓乌仗那久哲曲扬多杰(原省政协副主席古嘉赛之父)为主组成商谈团赴藏,因古戎仓的智慧和人格影响力,得到十三世达赖及西藏或噶厦政府的特别重视并诚服而得以成功化解③。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过程中,又有十世班禅、喜饶嘉措大师等爱国大德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社会制度导致的政治倾向来看。解放以前,西藏和康区的一些地方,实行的是封建农奴制度下的领主(史称三大领主)庄园经济,属于初级阶段的封建社会。青海西南、甘南、川西和滇西北的牧业区,实行的是封建部落制度下的领主畜牧经济,因地理气候导致草原牧业的不稳定性,牧主阶级尚未形成稳定的社会力量,加之由于生产方式不同,草原公有和部落民主意识的惯性,人生依附关系比庄园经济要自由,但仍然属于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西藏境内只有北部草原的“宗”以下社会结构才有这种体制交错性地存在。而青海东部(包括西宁市、海东市、海南州部分县、黄南州部分县)和与之相连的海北、海西两州的分片农业区,才是典型的封建地主经济,地主阶级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类似内地。虽说川西的东缘,甘南和滇西北的纯农业区也属于封建地主经济,但这些地方多为狭隘的河谷森林地貌,农田面积小,涵养人口密度低,农业经济的产出量很少,因此,封建地主阶级对社会生活施加影响的能力也有限,且曾有武力推行“改土归流”的大量血案发生,加深了民族隔阂。在属于封建地主经济的这些地区,藏族同其他兄弟民族之间,形成了大杂居与小聚居交错的分布格局,与内地的政治经济生活基本相似,也易于遵从历代朝廷的旨令。明清时期,青海东部及相连农区,就承担着为朝廷纳粮缴税等义务,因而被称为“熟番区”,或文化差异小的“家西番”,用以区别受朝廷辖制不稳定的“生番区”,或文化差异大的“野西番”。民国期间,青海东部及相连农区,在试行保甲制、民团制、新式学校教育、新生活运动、抗日动员等方面与内地近似,是其他藏区的先行区或独特区。所有这些促成了人们在政治意向上的内向性传统。
关于文化上的引领能力。藏传佛教的后宏期由青海发端,继之出现了文化精英和宗教名流世代辈出的现象。以廓清教理、规范仪轨、界定学阶、整肃戒律为主要特征的宗教改革家,即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以及其直系传承的历世达赖与班禅活佛转世制度影响最大。明清以来,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青海东部原数处地方守护神崇拜与文昌(道教传统的文曲星)崇拜合为一体,形成若干文昌庙祠的历史现象,在藏区也属青海所独有。出现了信众的跨民族、跨地区景象,并以河湟地区为主兴起了崇尚世俗文化的社会风气。
    上述现象不仅为后来的洋教传播、近代学校教育和新文化运动兴起奠定了人文环境,而且为民国期间和新中国成立之初,青海东部的文化人才和双语干部输往省内外藏区培育了根基。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套藏文铅字印刷设备、第一套中小学藏文教材、第一份藏文党报、第一个藏语广播电台、第一部藏译电影,第一部《格萨尔王传》史诗整理本上下册,第一个高校藏语翻译专业都出现在青海。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传统藏戏由广场戏剧变革为舞台戏剧的第一台戏剧,以当代字典编撰技术为依据改编的传统藏文正字法合著成第一部藏文字典,第一份藏文大型文学期刊,第一份藏文理论期刊,第一份藏文法制报,第一份藏文少年报,第一份藏文科技报,第一套藏语光盘,也都出现在青海。不仅如此,在藏语理科教育、信息化技术运用、成规模的藏医药博物馆、成规模的唐卡生产基地等方面,青海也处在其他藏区的前列。凡此种种,在客观上发挥着对其他藏区的引领作用。
    西藏、川西、滇西北藏区虽说也有其他兄弟民族,但一般都属于汉藏语系的民族,儒道文化和当地民间信仰都与藏传文化具有同源性、汇流性或易于包容的特点。甘南藏区虽然也与穆斯林族群接触较为频繁,但远不及青海的文化面貌复杂。青海除了汉传儒释道文化,还有阿尔泰语系的萨满文化和阿拉伯语族伊斯兰文化并存,这些异质的文化和藏传佛苯文化之间,因为长期共处而具有包容的一面,又有因差异而彼此竞争的一面,这就造成了广大民众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某些方面,比较参照与激发内部改良意识的氛围。正是这样的社会氛围,导致了青海的藏传文化比其他藏区更具活力的情形,这也是在文化领域发挥出引领作用的重要社会原因。
    关于宗教上的辐射能力。由于青海是藏传佛教后宏期的发源地,又是宗教改革家宗喀巴大师的故乡,形成了以格鲁派为主导,宁玛、萨迦、噶举、觉囊、苯波等各宗派并存的格局。现有寺院660座、活动点74处,得到政府认可的活佛649名。佛教观念几乎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部分教理教戒已演变成民族性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伦理规范。
被称作格鲁派北方四大名寺的塔尔寺(座落于西宁市湟中县)、却藏寺(座落于海东市互助县)④、佑宁寺(座落于海东市互助县)、夏琼寺(座落于海东市化隆县)诸寺,还有以瞿昙命名的两座名寺,即西宁市大通县的连城瞿昙寺和海东市乐都区的瞿昙寺,这些名寺都相距不远,集中于河湟中心地带,清代以来是各族僧侣学经、修行、获取学位、修得功德的场所。多位祖籍青海的国师,就是这些寺院的高僧大德,借重朝廷的褒扬,以这些高僧和格鲁派北方四大名寺及两瞿昙为核心,青海成了藏传佛教向其他民族地区传播的前沿基地,影响广及西北、西南,乃至华北和东北的众多民族,尤其是对蒙古族、满族和西北汉族的影响更为深刻。对蒙古族的影响不仅限于内蒙和新疆,还远及蒙古国和俄罗斯境内的布里亚特共和国。蒙古族诸多高僧即修成于青海的“北方四大名寺”,有些还在甘青活佛转世体系中,取得连续几世的重要地位。又如出生于阿拉善的高僧阿旺丹德,不仅佛法修养极高,且其藏文著就的语言学著作至今享誉国内外。
    关于资源利用上的先行能力。青海不仅是历史上西北的重要交通中转地,也曾经是茶马古道西线重要的物资集散地,由丹噶尔、贵德、循化(包括甘南的拉卜楞)收购的西宁大白毛(藏系羊羊毛)用骡马或马车运经兰州、皮筏子运往包头、公路铁路运往天津港出口英国。依托交通和人文条件,青海藏毯不仅有通商西藏、西域的悠久历史,而且经殖民主义者之手销往欧洲而成名。
青海是修通公路铁路最早的藏区,“三线建设期”一批重工企业整体迁驻青海东部,加强了制造业基础,随冷战结束后的转产,又促进了地方加工业。因此,传统的牦牛系列产品、藏羊系列产品经加工和商业化运作销往内地甚至出口,也早于其他任何藏区。还有藏药产品和用藏药制成的青藏高原特色药品,其工业化和规模化经营,也由青海发端。
    更为重要的是大宗资源的开发利用。如历史上的湖盐开采形成了青盐品牌,还有铜铁矿的规模开采,都要先于其他藏区。明清之际,青海隶属甘肃省,统归陕甘总督管辖,但晚清以后,西宁办事大臣曾由亲王担任,重大事项直奏朝廷,就是因为盐铁乃国家战略物资。
    改革开放以来,与其他藏区相比,青海的水电开发、光电开发、石油天燃气的开发、有色金属的开发、玉石的开采、以及盐化工等的规模化程度高、深加工程度高,也有着区位、交通、人文、技术等历史惯性所发挥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加速了移民人口的增加和多元文化的融汇。
    再则,青海是最早提出并实施大面积生态保护区的藏区,以三江源生态保护区工程为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一方面是因为大面积利用地表资源的负面影响,促成了人们对特殊生态条件下稀有物种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格外认知,进而萌生了予以保护的紧迫意识。如对唐古特大黄、唐古特秦艽、冬虫夏草等药材产地的保护⑤,对藏羚羊、普氏原羚、野牦牛、哲罗鲑等动物的保护。同时还将药材采集基地的保护和恢复,驯化野生茶树、大黄、虫草等的可持续利用也提上了研究开发的日程,因而必将在资源利用和产业化方面再次取得领先地位。
    诚然,青海藏区与其他藏区也有许多共性,如地理地貌与生态环境,社会环境与人文底色,观念形态与伦理态度等方面是相似的。但是,正如上述概括,区位上的腹心地位,政治上的向心传统,文化上的引领能力,宗教上的辐射能力,资源利用上的先行能力等差异性特点也是明显的。清朝政府和民国政府都曾把青海视作稳藏治藏的地缘政治依托,用意应该并非仅限于区位和交通中转地的意义,而是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直观性认识。鉴此,青海省委提出,在全省范围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区的战略构想绝非偶然,这一构想具有很深的社会历史根基和深厚的人文土壤,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基于历史的必然性,只是将其更加理性化了。


参考文献:
张济民、戈明,藏族部落习惯法从书之二《寻根理枝——藏族部落习惯法通论》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2年。
高士荣《西北土司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

注释:
①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青海省志(总述)》黄山书社出版,2001年,第22页。
②东噶·洛桑赤列《东噶藏学大辞典》,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第798、1050、2042页。
③蔡江《为汉藏和睦事业做出非凡贡献——回忆谷戎仓话佛政教业绩》,《青海藏文报》2009年10月1日国庆专刊《爱国主义的楷模》栏目第22-26版。
④有的文献则列座落于西宁市大通县的广惠寺为其一。
⑤唐古特又写唐兀,是元以后对原西夏统治的“平原蕃人”区的指认,实即后世的安朵藏区,“蕃”发生音变为“古特”或“兀”,以区别“高原蕃人”区,即吐蕃发祥地的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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