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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伟洲丨论藏文史籍中的阿夏(va-zha)与吐谷浑

时间:2017-10-08 19:37:18  来源:民族志文献研究  作者:周伟洲

在藏文史籍(包括敦煌石窒发现的古藏文书及新疆出土的古藏文简牍等)中,记有名为阿夏”(va-zha,或译作“ 阿柴”)的古族名,中外学者一般均以为,此“阿夏”即中国汉文史籍中所记公元4世纪初,原属辽东慕容鲜卑部首领吐谷浑率部分鲜卑部几经迁徙,最后征服甘青等地羌族,于群羌之地建立政权,并逐渐融合当地羌、氐等族而后形成的“吐谷浑” 族。而“吐谷浑”名,既为其国名,也为族名和其姓氏。即是说,藏语文中的阿夏”是吐谷浑的藏文名称。因此,国内学者在汉译藏文史籍时,一般都径直将“ 阿夏” 译作“吐谷浑”。这一观点,可以说是中外学界的共识。

可是,近年来,有一些青年藏族学者对上述中外学界已有共识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藏文化语境下“阿夏” 部族不能简单地与“吐谷浑”归入同一个族群中,“它们各自有源,族属有别,不能混淆为同一族群的不同称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是藏族青年学者夏吾李加撰写的《藏文化语境下的阿夏与吐谷浑之族源考释》(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一文。对上述青年藏族学者认真研读藏文典籍,敢于向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笔者深感钦佩和赞赏;同时,笔者认为,在学术上的平等、自由的争鸣和讨论,有助于推进学术的发展和进步。因此,不揣冒昧,就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一、藏文史籍关于阿夏早于吐谷浑历史记述的真实性问题 

夏吾李加撰写的《藏文化语境下的阿夏与吐谷浑之族源考释》一文(下简称《夏吾李加文》),首先引用大量藏文文献,力图证明:早在4世纪初吐谷浑迁徙到甘青地区之前,阿夏”作为一个族体,就早已存在。《夏吾李加文》作者提出在苯教祖师辛饶弥沃(或译作辛饶米沃等)时期、传说的止贡赞普时期及松赞干布祖父达日宁塞时期,已记载了有“阿夏”(va-zha)人,因此,阿夏与吐谷浑并非指一个古代民族。

《夏吾李加文》引用9至13世纪苯教“伏藏”的文献,如《世续题解详传中的“塞·阿夏方言《赛米》(或译作“色尔米”,大约成书于11世纪或更早以前)一书中记有辛饶高足“阿夏桑瓦多堆”,《苯教源流宏扬明灯》一书也记有“ 阿夏桑瓦多堆” 等,认为藏文文献中阿夏一词,“至少在雍仲苯教创始人辛饶弥沃时期已经存在”。众所周知,现代中外学者多认为辛饶弥沃是一个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藏文文献称其为“大食”(有学者考释为“波斯”)人,或云为“象雄(今西藏阿里地区)人,其所处的时代,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比如《夏吾李加文》考证,认为辛饶所处时代是在公元前11世纪。上引苯教伏藏文献还有记载辛饶与内地圣人孔子的对话等传说。出于9世纪统一的吐蕃王朝瓦解之后的苯教伏藏文献,是苯教徒编织其始祖辛饶的传说神话,内记其活动于象雄的高足阿夏人,在无任何其他旁证的情况下,是否可以作为信史,完全相信真有其事?笔者认为,作为一个严肃的史学工作者或史学家是会持否定其真实性结论的。

当然,笔者决没有否定伏藏苯教文献及各种藏文史籍中有关神话传说的史学研究价值,就是中国古代各种文字的文献史籍都打上它书写的时代烙印,不可一概都视作信史。作为史学研究者、史学家们纠谬立正的任务之一就是从各种文字的史籍中,剔除谬误和不合乎当时历史事实的部分,用正确的史观研究有价值的、真实的各种文字记载的史实,从而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夏吾李加文》又引成书于公元1564年的藏文名著巴卧·祖拉陈瓦撰写的《贤者喜宴》一书,内记传说的止贡赞普时,有“从天竺及大食交界处……来了一位外道,名曰苯波阿夏……”,“同时在《第吾史记》、《第吾印藏宗教源流》、《娘氏宗教源流》等十二世纪以前形成的藏文文书中对该历史事件也有一定的阐述” 。又说《宿喀·藏医史》(宿喀生卒年为1439- 1475 年)也记止贡赞普打败迦湿弥罗时,还阐述了苯波阿夏及其思想特点;并引明代成书的多罗那他所著《后藏志》等书,证明阿夏部生活繁衍在日嘻则娘河中游一带。从而得出结论:“由此可见,止贡赞普时期不仅确有阿夏人,甚至远古时代在娘河流域中游最早的原著居民亦是阿夏。据现代藏族史家研究考证,吐蕃止贡赞普约在世于公元前一世纪左右,比吐谷浑从辽东迁徙至河湟流域早三百余年,仅此亦无法论证为同一族源的不同称谓。”

众所周知,吐蕃止贡赞普是藏族传说中的“ 天墀七王” 之一,生活在天上,这在敦煌发现的藏文文书P.T.1286《赞普世系表》中有明确记载。11世纪后之藏文文献所记止贡赞普时事,多系后世的传说或建构,在目前资料条件下还不能作为信史.正因为如此,国内藏学家黄颢、周润年等在汉译《贤者喜宴》一书时,在止贡赞普时出现“ 阿夏”一名,为忠实原文,采取直接译作“阿夏”一名,以为此非信史,无须再加注释。

接着,《夏吾李加文》又引《弟吾宗教源流》一书所记,松赞干布祖父达日宁塞时,邀请阿夏医生,成功治疗眼疾而复明,目睹山上行走盘羊,“故称达布宁塞”又记达布宁塞空位时,原脱离国王的阿夏王、森波王等小邦,被达日宁塞重新统一。《夏吾李加文》作者接着对汉译本《贤者喜宴》将书中藏文“阿夏”同一词,在达日宁塞时,“主观臆断”地汉译为“吐谷浑”,而不作任何注释说明,出现了内容截然不同的译文,“这正是曲解误释阿夏与吐谷浑同一族源的症结所在。” 又说在敦煌藏文文献P.T.1287之达日宁塞传中,对其征服阿夏王(吐谷浑王)等是“ 略有体现”。这样,汉文史籍所记吐谷浑自“ 阿豺(柴)始强” 之说是矛盾的,说明两者族源非一。

关于松赞干布祖父达日宁塞在位时间,《夏吾李加文》考证约为公元440年左右,有学者认为其执政时间是6世纪初叶前后。国内藏学学者一般认为,藏文史籍中关于达日宁塞时的记事,已基本上摒弃了传说的成分,有的可作为信史。在5 世纪至6 世纪初,据汉文文献记载,吐谷浑此时早已迁徙至甘青一带,已历九主、约百年之久,其间与原甘青一带的羌族经过长期斗争,征服甘青及四川西北羌族,从叶延(329 -351 年在位)时正式建立政权,以吐谷浑为国名、族名和姓氏。到阿柴时(417-426年在位)吐谷浑更为强大,故《北史》卷九六《吐谷浑传》记:“阿豺兼并氐、羌,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 时吐谷浑的西南已“拓土至龙涸(今四川松潘)、平康(今四川黑水芦花镇)”。这样,征服了甘青及四川西北诸羌的吐谷浑,与兴起于西藏山南并积极向四周扩张的吐蕃达日宁塞的接触和交往才有了可能。

正因为如此,中外藏学家依据敦煌发现的古藏文文献及10世纪以后大量的藏文史籍中所记之“ 阿夏”(va-zha),与汉史文献记载先后统治甘青、四川西北及新疆部分的吐谷浑族历史相吻合;特别是敦煌古藏文文书《蕃汉对译字书》P.T.1264)中,藏文阿夏对译为“退浑”(吐谷浑在唐代的讹称),阿夏王对译为退浑王。从而,得出藏文史籍中的阿夏即汉文史籍中的吐谷浑,阿夏是吐谷浑的藏文名称的结论。这就是上述《贤者喜宴》的汉译者在达日宁塞时直接将文中“阿夏” 译为“吐谷浑”的原因和依据。

那么,上述12世纪及其后成书的《弟吾宗教源流》、《贤者喜宴》等记载达日宁塞时的“ 阿夏(吐谷浑)医生” 事,则可能有一定的真实性;而记述重新征服“阿夏王” 之事,则值得质疑。因为在敦煌古藏文文书P.T.1287之达日宁塞传,并没有如《夏吾李加文》所说重新征服“阿夏王”之记载只是上引敦煌古藏文文书P.T.1287记松赞干布时在北道,既未发一兵抵御,亦未发一兵进击,迫使唐人及吐谷浑(藏文原为‘ 阿夏va-zha’)人,岁输贡赋,由此,首次将吐谷浑(va-zha)人收归辖下”。这与上述记达日宁塞时重新征服阿夏王事是不相符的。事实上,上述包括11世纪以后的藏文史籍关于吐蕃在达日宁塞、其子朗日松赞、孙松赞干布时征服阿夏(吐谷浑)的记载,均是历代藏族史家夸大之词,不可尽信。如按《夏吾李加文》作者之意,上述藏文史籍中记达日宁塞时的“ 阿夏” 非指吐谷浑,那么是指象雄或曰喀则娘河中游的“ 阿夏”?抑或是如作者所说的:“我们不能排除公元五世纪之后阿夏与吐谷浑相互交融”后的阿夏(吐谷浑)吗?

事实上,无论9世纪以后苯教伏藏文献,或是11世纪后藏文史籍也好,甚至包括像夏吾李加等藏族青年学者的论著也好,它们的作者所记述“ 阿夏” 的依据,即其理论根据,就是形成于10世纪后佛教“ 后弘期”藏文文献中关于藏族来源的“四氏族”、“六氏族” 繁衍为吐蕃人种的传说。“阿夏”为“四氏族”中的“塞氏”( Se ),即上引苯教伏藏文献所说的“塞·阿夏”。《夏吾李加文》对此有专门的论述,下面将详细讨论。

二、关于藏文文献出现“ 吐谷浑” 名称问题

《夏吾李加文》提出藏文古籍中吐谷浑”一名书写为Thau-lau-haun者,最早见于蔡巴·贡噶多吉撰《红史》(成书于1363年),先后出现三次,“从该词出现的历史事件来分析,可以确定是吐谷浑的音译”。在这里,《夏吾李加文》有意隐蔽了《红史》(包括成书于1434年班觉桑布撰《汉藏史集》)内记出现“ 吐谷浑” 名一节,是译自汉文史籍《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一段:“弄赞(松赞千布)闻突厥、吐谷浑并得尚公主,乃遣使赍币求昏,帝不许……弄赞怒,率羊同共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亢,走青海阴……”《红史》译文云:“……于阳木虎年(甲寅)与吐蕃国王互赠礼品,结为朋友,突厥(hor)、吐谷浑(Thau-lau-haun)派人到唐朝,请求娶唐朝公主,汉人各嫁一女而返回。吐蕃国王也要求娶唐朝公主。唐朝不允。吐蕃国王愤怒,领兵二十万击破吐谷浑,兵至松州……”也即是说,14世纪后藏文史籍的作者是在藏译汉文《新唐书·吐蕃传》时,忠实原著音译为“吐谷浑”,而非他们在阿夏之名外,自己另记的一个族名“吐谷浑"。这一点早为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指出,其在1921 年《通报》第20期发表的《关于吐谷浑和苏毗》一文中说:

劳费(laufer)曾引西藏文与《唐书》相类之Gry-al-raba(rGyal rabs—引者)一书,书中称吐谷浑为Thu-lu-hun。遂以吐谷浑之名,另见西藏文之书,殊未一考此书为十四纪之撰述。其中所记之事,不乏钞录中国史书之文;此吐谷浑译名。亦一钞袭中国史书之名称,不足以为吐谷浑名称旁见之证也。据吾人之寻究,昔时西藏人实名吐谷浑为A-za(即“阿夏”—引者)。

《夏吾李加文》还提出《红史》的汉译者对《红史》此段后的注释译文有误,其译文是,“其中记年有几处错误,将吐谷浑误为突厥,将和田误为沃田等”;夏吾李加改正的译文是,“该书中的纪年有几处错误。吐谷浑是黄霍尔,俄田乃和田”当以改正文为确。而《红史》汉译的藏文本是依据东嘎·洛桑赤列教授的整理、注释本翻译的。正如《夏吾李加文》所说,在东嘎本注释本注释132条中解释“ 吐谷浑乃黄霍尔” 说:“Thau-lau-haun,应该揣测为汉语的吐谷浑,但在《红史》引用《唐朝传》末尾明确记为吐谷浑乃黄霍尔。由此可以推断吐谷浑厲于早期民族之一,源自鲜卑的分支……”东嘎教授对《红史》译引《新唐书·吐蕃传》关于Thau-lau-haun的解释基本正确。然而,《夏吾李加文》却说,“《红史》作者很明确的认为此处的吐谷浑是黄霍尔,而非阿夏。此外,在其他藏文文献中,也没有发现将阿夏称作黄霍尔的,或认为黄霍尔是阿夏的观点”。须知《红史》的作者是诠释汉文《新唐书》的观点,而非是《红史》作者的观点,在其他藏文文献无此观点就不足为奇了。

为什么《红史》作者不曾将汉文史籍中的吐谷浑与藏文中的阿夏联系起来论述呢?其一是《红史》作者认为是在译释汉文《新唐书·吐蕃传》不需要再联系藏文史籍有关记述;其二是当时《红史》作者对吐谷浑历史了解不多,还未意识到吐谷浑即阿夏的藏文名称。

事实上,在藏文文献(包括吐蕃王朝时代古藏文文献)中,对吐谷浑还记有其他的名称,且与阿夏藏文名称所指为同一族。换言之,即吐蕃王朝时代,至少有部分史家已知阿夏为吐谷浑的藏文名称。

1.上引成书于1564年的藏文名著巴卧·祖拉陈瓦撰写的《贤者喜宴》一书,内引墀德松赞(815-836年在位)在拉萨河下游建多吉英寺时颁布的兴佛诏令,《贤者喜宴》一书云“在桑耶寺存有原本”,其录文记参与盟誓的王妃姐妹之后,首个小邦发誓者dbon-va-zha-rje-dud-kyi-bul-zhi-khud-por-ma-ga-tho-yo-gon-kha-gan。dbon,为外甥意;va-zha-rje即阿夏王;dud-kyi-bul-zhi-khud-por为人名,可译作堆吉布什桂波尔;ma-ga,译作“ 玛噶”,有人译作“ 莫贺”;tho-yo-gon-kha-gan,显然译作“ 吐谷浑可汗”。上引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一吐蕃史译注》将此译为“ 小邦发誓者:外甥吐谷浑王(原文为阿夏王)堆吉布什桂波尔玛噶吐谷浑可汗”内记之阿夏王是吐谷浑可汗,即是说,阿夏即吐谷浑。而tho-yo-gon即藏文对吐谷浑的音译名的一种形式。

2.英国斯坦因从敦煌窃去的一份藏文残卷文书vol.69,fol.84,中外学者研究一般认为系吐蕃统治下阿夏(va-zha,阿柴)小王之纪年,尽管中外学者对此纪年年代、主人有不同意见,但残卷第3行记有ma-ga-tho-yo-gon-kha-gan,译作“莫贺(玛噶)吐浑可汗”,第9-10行还记此“莫贺吐浑可汗”娶妻,至此“阿夏王(va-zha-rje)选妃之事完成”。据多数中外学者意见,此残卷15记的年代为公元706年至715年。内阿夏王即吐浑可汗,吐浑、退浑均为唐代吐谷浑之别称或省称,则tho-gon为藏文对吐谷浑(阿夏)又一译名。

《夏吾李加文》在面对上述敦煌文书P.T.1263《蕃汉对译词书》藏汉对照的事实,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不能排除公元五世纪之后,阿夏与吐谷浑互相交融,走向构成多元民族共同体的可能性。” 但是,他却引用英国藏学家F.W.托玛斯在1951年出版《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原书名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stan,II,Landon,1951.1948年作者又有修订)中,有关论述:“从怯卢文书的时间考虑,阿柴(va-tha)似不包括吐谷浑在内……说阿柴(va-tha)等于吐谷浑,可能是对两族人的一种混淆,因为他们在同一时期内共同占据着山区,即受注视的鄯善王国、罗布淖尔地区、沙州及甘肃西部山区……关于汉文A.Chai(阿柴或阿豺)= Va-zha,应该注意的同样情况:如公元417-430年,一位吐谷浑王的名字就是这样叫的,而他就是第一位在沙州奠基者(BiChurin,Istoriya Tibeta i Khukhunora,i,78-80页),似可认为,他接受了阿柴(Va-tha)族人的名字作为己名。”

上述F.W.托玛斯是在批驳上述伯希和关于藏文阿夏即吐谷浑的观点时提出的3点证据:一是新疆出土公元3至5世纪怯卢文书中,出现有Aiha一词,托玛斯认为如果此词即阿夏,则在新疆比吐谷浑出现早,故“阿夏似不包括在吐谷浑在内”。笔者翻阅有关佉卢文书研究权威H.W.贝利及国内学者林梅村、刘文锁有关的译注或著作,均未提到怯卢文书有Aiha一族,且认为此族即藏文文献中的Va-zha;只有怯卢文中的Supiya,即汉文献中的“ 苏毗”,即藏文献中的“孙波”(Sum-po)。因此,托玛斯的推测不可信据。二是托玛斯认为,阿夏或阿夏国在今新疆,而吐谷浑则主要活动在青海等地。据大量的汉文资料证明,早在吐谷浑慕利延时(436-452年在位)已进出于新疆,至伏连筹时(490-529年在位),据有鄯善(今新疆若羌)、且末,北魏神龟元年(518年)宋云等出使,见鄯善城内“是土谷浑第二息(子)宁西将军总部落三千,以御西胡” ;吐蕃征服吐谷浑后,吐谷浑邦国吐谷浑人在今新疆人数仍然众多,活动频繁。新疆出土的大量古藏文简牍中的阿夏人,即吐蕃据有新疆南部后统治的吐谷浑人。这在国内学者对此研究的论著中有论述。三是吐谷浑第九代主名“阿柴”(阿豺,417-426年在位),其名并非是得自藏文文献中的“ 阿夏”;而阿夏的得名,也非来自吐谷浑王阿柴。关于此,笔者将在下面详加讨论。

总之,托玛斯事实上对汉文文献关于吐谷浑的历史记载所知不多,故其得出藏文文献中的“阿夏(阿柴)及阿夏国在新疆,仅是吐谷浑王子的封地(引《宋云行记》)”,阿夏并非吐谷浑的结论。这一结论至今没有得到中外藏学家的赞同和支持,也可见是不能成立的。 

三、关于藏族来源“ 四氏族”、“六氏族” 传说与阿夏族源的问题

本文前面提到,无论9世纪以后苯教伏藏文献,或是11世纪后藏文史籍也好,甚至包括像夏吾李加的藏族青年学者的论著也好,它们的作者所记述“ 阿夏” 的依据,即其理论根据,就是形成于10世纪后佛教“后弘期”藏文文献中关于藏族来源的“四氏族”、“六氏族”繁衍为吐蕃人种的传说。《夏吾李加文》用了较多的篇幅来论证阿夏的族源归属问题。文中首先引用苯教伏藏中的《人之四族姓净神盛供》《吐蕃王统金鬘·阿里上部芒域传》《世续题解详传》等;以及10世纪统一的吐蕃王朝瓦解之后的藏文史籍,如《柱间史—松赞干布遗训》《拉达克史》,甚至以后的《汉藏史集》《郎氏宗谱》等均有记述。上述诸文献记载稍异,但大体上如《夏吾李加文》所说,在吐蕃聂赤赞普时(约公元前2世纪中叶),猕猴与罗刹女子嗣后繁衍为“四氏族”,即塞(se)、穆(rmu)、董(ldong)、东(stong),有的文献又说加上两个弟弟韦(dbas)和达(rda或brdav),即“六氏族”。其中塞氏均云有阿夏,即所谓“塞阿夏”。各氏族又分为许多支族,如塞阿夏王衍生九子族姓等。

关于以上“四氏族”中的“塞阿夏”,《夏吾李加文》大量引证藏文文献及详举历史上至今甘青地区有关姓阿夏的后裔繁衍的情况之后,结论是:“通过藏文史书记载的藏区不同族系可知,阿夏的族属可以追溯到远古猕猴与罗刹女结合形成的藏族四族姓时代。这一远古族群的后裔,现今在藏地腹心仍可找其遗裔。因此,阿夏与吐谷浑并非同一族源,毋庸置疑。”

如何看待和认识10世纪后弘期藏文文献中的“四氏族”、“六氏族”的传说?《夏吾李加文》引用陈寅恪《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一文,说“历代赞普之名号世系,亦必有相传之旧说,不尽为臆造”。又引法国汉学家石泰安( R.Stien)《川甘青藏走廊古部族》(原书名为《汉藏走廊的古部族》)结论说:“无论在西藏东部的深山老林,还是在汉藏边界诸族杂居地区,西藏的传说(原始六部族—夏吾李加注)同样都是确有其事的……我们也认为已经再一次证明了西藏传说的连续性,从敦煌写本一直到今天是始终如一的……”之后,夏吾李加说:“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阿夏源于藏族本土公认的祖先猕猴与罗刹女结合而生的四种姓之一塞氏,这一点在祖父猕猴把后藏云如划分给塞氏部族,与上述《后藏志》中所云的远古时代娘河中游最早的土著居民为阿夏部族的文献记载,完全可以互为印证。”

笔者认为,10世纪后藏文文献记述关于藏族来源的“四氏族”、“六氏族”传说,是藏族史家对吐蕃王朝统一青藏高原,先后征服周边的象雄、苏毗、白兰羌、多弥(“南”部族)、吐谷浑及其统治下的甘青诸羌、党项(吐蕃称之为minyag,属四氏族中董氏,汉文称“弥药” 或译作“木雅”)等之后,对藏族形成的一种理论上的建构。这正如国内藏学家张云所说:“ ‘四氏族’、‘六氏族’的说法是吐蕃王朝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个阶段依照我们的看法,就是吐蕃王朝势力扩张到整个青藏高原地区之后逐渐形成的。”从这个角度看,“四氏族”、“六氏族”的传说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和意义。因此,才有夏吾李加所引以上石泰安的一段话。而张云也说:“ ‘四氏族’、‘六氏族’构建吐蕃人种的说法,既反映了藏族是在融合青藏高原地区各个民族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这一客观事实,又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但是,关于“四氏族”、“六氏族”来源,即藏族族源的神话传说,则难以令人置信。一个民族的族源与其形成是不同的概念,石泰安、张云均是从藏族形成的角度,肯定这一传说的真实性的。正如中国正史中,将北方的匈奴、鲜卑、氐(苻氏)、羌(姚氏)等许多古代民族的来源均系于传说中汉民族的始祖黄帝一样,中外学者对之也持否定态度,只是从思想文化形态方面对之进行研究。因此,《夏吾李加文》以10世纪后藏文史籍关于“四氏族”、“六氏族”的传说来证明阿夏起源于猕猴与罗刹女所生“四氏族”中“塞氏”的传说不可为据,藏族的形成与汉族一样,是由族源不同、多元的民族最后融合而形成,这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因为这一关于藏族来源不可为据的传说,成了上述否定藏文史籍中的“阿夏” 是吐谷浑的藏文名称的理论依据。

四、藏文史籍“ 阿夏”一名的由来问题

在认识藏文史籍中的“阿夏”即吐谷浑藏文名称问题时,还必须解次“阿夏” 这一名称的由来问题。关于此,除上述《夏吾李加文》提出不可为据的藏文史籍关于“四氏族”、“六氏族”的阿夏族源的神话传说之外,中外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和观点,这是一个还可以讨论、研究的问题。

据笔者所知,最早在上述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论文中,提出“ 此A-za(即阿夏)之名,中国史书亦见著录。按《宋书》卷九十六云‘阿柴虏吐谷浑,辽东鲜卑也’。又云:‘西北诸杂种谓之为阿柴虏’。则当时别种称吐谷浑为阿柴,而西藏人复袭用其名称,始有A-za之对音也……可证‘赀虏’、‘阿柴虏’ ‘阿赀虏’,皆为A-za之同名异译也。由是推之,阿柴之名,为西北杂种称吐谷浑之名。此名非出于吐谷浑语,亦非出于西藏语也。”又中国学者丁谦《宋书夷貊传地理考证》一书,提出“吐谷浑开创事详晋、魏诸书,其国至阿豺始强,故人称为阿柴虏、阿柴即阿豺也。”其后,中外一些学者则认为,藏文阿夏名称,源于吐谷浑始强时之王名“阿柴”。另有日本学者松田寿男认为,吐谷浑的别称阿赀虏源于《魏略·西戎传》所记之“赀虏”。

在1985年出版的拙著《吐谷浑史》一书中,笔者对上述丁谦、松田寿男的观点作了详细的评析,最后结论是,“事实上,《晋书》对吐谷浑之称为‘阿赀虏’已有较为明确的解释,即‘西北杂种谓之‘阿柴虏’,也就是说,此名是西北诸族对吐谷浑的贱称。至于阿柴或阿赀的意思,可能即源于匈奴对奴婢的称呼‘赀’。因此,到十六国时,阿赀或阿柴之名,或成为一些入居河西鲜卑人的姓氏(昵称),或变成一些杂有各种民族的部落集团的称呼,不一定专指吐谷浑。如吐谷浑第九代主就名‘阿柴’;西秦乞伏乾归兄子也名‘阿柴’……因此,称吐谷浑为阿赀虏,也是一种贱称,是沿用了匈奴对奴婢的称呼,其义与称之为‘野虏’的用意相同。”

《吐谷浑史》还引《水经注》卷二《河水》条,即“ 吐谷浑者,始是东燕慕容之枝庶,因氏其字以为首类之种号也,故谓之野虏”;进一步阐述吐谷浑又称“野虏”之原由。最后,该书说:“总之,阿柴虏、阿赀虏、赀虏、野虏,都是西北各族对吐谷浑的贱称,而且是泛指其部落而言,并不是吐谷浑的专名”。在考释吐谷浑别名阿柴虏等名称之后,《吐谷浑史》提出“阿柴、阿赀的称号,在西北各族中很流行,以致在吐谷浑南的吐蕃兴起后,也沿用了‘阿柴’ 这个名称。”下面又作了一些考释。事实上,《吐谷浑史》上述的观点只不过是伯希和观点的补充和发挥。当然,这非定论,还可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最后,笔者觉得还有必要指出,作为一个史学研究者或史学家,在研究历史上某一问题时,应广泛或尽可能汇集、整理有关各民族的文字史料,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和常识;不能只相信一种民族文字书记的文献资料,而不相信或忽视其他民族文字书记的文献资料;不能忽略早期文献资料记载,而仅利用晚期文献资料(或者托名早期实际上是晚期的文献资料)。在对相关的各种民族文字书写的文献资料,进行去伪存真、由此及彼地严肃、认真的研究之后,才能得出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中外学界十分推崇的近代著名藏族学者更敦群培所撰写的藏族历史著作《白史》,就广泛地收集汉、藏及其他民族的文字书写的文献资料,吸取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尽管《白史》未最终完成,但却是一部影响巨大,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史学名著。


(本文原载于《中国藏学》2016年第1期。为方便阅读,已省去所有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编辑:恰嘎·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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