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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拉太丨元代多康藏区与西藏的关系考略

时间:2017-09-03 17:29:30  来源: 青海民大社科参讯  作者:叶拉太

摘  要:元代是自吐蕃王朝灭亡后青藏高原吐蕃诸部在王朝国家势力干预下首度统合的时期。除了宗教与文化上的内部关系外,这一时期更多的是政治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分裂割据以来多康藏区与西藏间的关系始于萨迦班智达时期,八思巴时期达到巅峰,再次正式确立西藏与多康藏区间内部政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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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3世纪,蒙古汗国各王公开始与吐蕃地区上层势力接触,并迅速与之发生政治上的隶属关系。随着蒙元帝国的建立和元朝与西藏腹地关系的深入,多康藏区与西藏腹地间的关系也频繁起来,结束了约四百年左右的割据局面。发生这种关系的原因有宗教及民族内部血亲的自然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蒙元国家势力对多康藏区与西藏的区域关系产生促进作用。

一、蒙古入藏与蒙元确立对多康藏区的统治

1239年,阔端派朵尔达那布(dor rta nag po)率军入藏,直抵卫藏腹地。之后,阔端迎请萨迦班智达至凉州,首次确立蒙藏关系。[1]贵由汗当政时期,于1241年“将乌斯藏等地赏赐给胞弟阔端作为供养喇嘛的份地”,[2]开始实施诸王分封制,把卫藏地区在名义上分封给黄金家族诸王,蒙哥汗时期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分封。

史载后来忽必烈执政后,结束了吐蕃的分封制,把七子奥鲁赤封立为“西平王”,藏文史料也称:“薛禅皇帝次妃所生之子奥鲁赤,受命管辖西土之事,驻于汉藏交界之处,亦曾前来乌斯藏,多次镇压反叛。”[3]始封西平王时间为1269年,与八思巴受封为帝师相差一年,可见忽必烈一方面授八思巴为帝师招抚吐蕃,另一方面又封奥鲁赤为西平王震慑吐蕃。奥鲁赤之后,镇戍吐蕃的权力交给了镇西武靖王铁木而不花,[4]《元史》载至元十六年“秋七月己末,以朵哥麻思地之算木多城为镇西府。”[5]有学者考证,镇西府在今青海省互助县松多(sum mdo),[6]似依据“松多”与“算木多”音近。今人学者一般认为镇西武靖王府在河州,[7]即今甘肃省临夏,此考不误。但遗憾的是,在藏汉文献中目前仍然未找到与河州“算木多”相关的记载,所以我们暂无法考证算木多究竟在何地。但无论怎样,管理藏区的西平王府或镇西武靖王府设在多康藏区是没有任何异议的,说明多康藏区对蒙元初期治理整个藏区的重要战略地位。西平王、镇西武靖王子在吐蕃是出镇而不是领地的,就是“封藩不治藩”,[8]其作用重在军事镇戍。所以,此建制在多康藏区的设置,证明元朝以多康藏区作为入藏和治藏基地的。从后来的元代治藏政策及过程来看,除萨迦寺作为象征性的全藏政教中心外,多康藏区一直是藏区另一实际统治中心。当然,西平王、镇西武靖王的作用主要在军事上,除他们在行政上有一定的干预权外,其他权利基本操纵与宣政院,而他们只是对宣政院(sw’on jing dben)下属机构起到某种监督和牵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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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阔端迎请萨迦班智达到忽必烈时期设置西平王、再到八思巴受封为帝师和让其管理藏区三却喀的种种事情来看,这些都与多康地区有关。因多康藏区藏族与蒙古接触时间较早,加上地理上的毗邻关系,强大的蒙元很容易在多康藏区实施治藏方略,这也是藏族在公元9世纪分裂割据以来,首次以外部影响下趋于统一,进而纳入元朝版图的重要原因。

公元13世纪蒙古人在短时间内势如破竹,与藏区首次接触后迅速控制藏区虽然与蒙古的势力有关,但也不可否认当时吐蕃内部的客观原因,如几百年长期的分裂割据使吐蕃未能形成强大的军政实力,同时,佛教的大力弘扬及其在精神至上的主导作用,也使大多数人对战争和抵抗行为产生消极心态。

萨迦班智达于1251年在凉州去世后,八思巴继为萨迦派首领,并于同年在多康藏区东北缘六盘山与忽必烈初晤,确立两人关系。后,1253年八思巴南至忽必烈军中,为忽必烈初授密续灌顶,遂建立法缘关系。1264年,称汗后的忽必烈赐给八思巴珍珠诏书,封八思巴为国师,重申八思巴对吐蕃僧众的最高领导权。[9]同年,立总制院,[10]八思巴任总制院院使,并前往吐蕃组建地方行政系统。1270年,授八思巴为帝师。其间,据藏文史料记载,忽必烈曾先后将西藏十三万户、藏区三却喀分封给八思巴统领。

1264年设立总制院后,八思巴委任为首任院使。据《元史》记载,“总制院者,掌浮图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11]据此可以断定,八思巴不仅统领藏传佛教,还行使着对整个藏区的行政权力,说明此时包括多康藏区在内的吐蕃以一个单一的行政区划于总制院名下,辖区由三个部分组成。后总制院改为宣政院后,其职掌基本未变,“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12]但宣政院的职权得到进一步提升和巩固,宣政院对整个藏区的军事、行政、刑事审判等都有绝对的行使权力。

据《红史》记载,忽必烈将八思巴之弟恰那多吉封为整个藏区的总管,[13]据此,魏里(T.V.Wylie)认为恰那多吉是元世祖任命的第一任吐蕃总督。[14]从当时的情况看,恰那多吉任藏区行政总管的可能性较大,恰那多吉于1264年随八思巴一同返回西藏,当时八思巴是以国师的身份前去西藏,而他是以行政官员的身份出现在西藏,还直接参与了设置吐蕃各级行政建制的工作,后来其子达玛巴拉也受命出任藏区总管,[15]可能是继承父职。《萨迦世系史》中有“任命他(恰那多吉)为蕃地三区法官”[16]的记载,指的是恰那出任行政总管之事。另外,《汉藏史集》称忽必烈还把恰那多吉封为白兰王,“赐给金印,并为他设置左右衙署,委派他治理整个吐蕃地区。”[17]忽必烈封恰那为白兰王在于恰那是蒙古“宗室驸马”,[18]授其位显示荣誉,此处“治理整个吐蕃地区”可能与恰那多吉被封为吐蕃总管之事相混淆,两者有先后之分,授白兰王在先,吐蕃总管在后。这里所指“吐蕃”,是一种模糊的地域概念,其核心区域为卫藏即西藏,还包括界域不详的多康藏区。从后来的几位白兰王任职情况来看,受封为白兰王的几乎都曾授予吐蕃全区总管的职权,有管辖乌斯藏、朵甘思、多思麻三个宣慰司的行政权力,[19]但作为吐蕃总管的白兰王一系管辖藏区形式较为松散,缺乏连贯性,实际行政权力相对不大。

史籍记载之“乌斯藏十三万户”,[20]仅是卫藏地区而言的,是忽必烈金子使臣阿衮、米林、司徒阿什杰等与第一任萨迦本钦释迦桑布一起清查乌斯藏、阿里等地的人口户数后,依据清查的统计情况而把卫藏地区划定成“十三万户”,从而产生这一特殊的行政区划兼地域概念的名称,其中不包括阿里及多康藏区。[21]

据《萨迦世系史》记载,“藏区三却喀”是划分卫藏十三万户之后划分的又一藏区地理区域概念。[22]有关“藏区三却喀”(bod chol kha gsum)的内容在藏文各类史籍记载颇祥,如《汉藏史集》叙述忽必烈接受八思巴三次灌顶时载:“在中间一次传授灌顶时作为供养献给了三个却喀,其地界分别是:阿里贡塘以下、索拉甲吾以上,是法区的却喀,索拉甲吾以下、黄河河曲以上,是人的却喀,黄河河曲以下、汉地白塔以上,是马的却喀。”[23]《安多政教史》也有相同的记载,[24]把三区概括称卫藏法区,多堆(康区)人区,多麦(安多)马区。

从三次灌顶时忽必烈按照供养的例规奉献“三却喀”给八思巴的情况分析,三却喀的地理区域概念也应产生于此时,当于“十三万户”概念出现之后。原因为,忽必烈在接受第二次灌顶时作为供养把第一次传授灌顶时献给的卫藏十三万户基础上再献“三却喀”,也就是让八思巴统领卫藏十三万户的基础上再次扩大职权,把整个藏区的事务管理权授予于他。

 

二、元代多康藏区行政建制  

公元13世纪元廷把西藏等所有藏区纳入帝国王朝版图后,按地域先后设置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等三道宣慰司(三道宣慰司在藏文作“sw’o wi si kha gsum”[25]),归宣政院管辖,这也是当时吐蕃的基本行政区划。

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是原先乌斯藏宣慰司的基础上,于1292年评定止贡之乱(vbri gung gling log)后与纳里速都元帅辖区合并而设置的。从该建制的名称来看,这一行政建制应为基于传统地域概念之上。“乌斯藏”为“卫藏”,“纳里速古鲁孙”为“阿里三围”(mngav ris skor gsum)的音译,加起来意为“卫藏、阿里三围行政区域”。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又称为朵思麻宣慰司,“朵思麻”为“多麦”(mdo smad)即安多的藏语音译,辖境包括青海东部和南部、四川阿坝以及甘青川连接地带,辖区与安多藏区基本相符。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又称朵甘思宣慰司(mdo khang sw’on wi si),“朵甘思”是“多康”(mdo khams)的音译,[26]所辖地区为康区,即青海玉树、四川甘孜及西藏昌都等地。

这三道宣慰司都设置于至元二十八年即1292年及以后,时间当值八思巴圆寂后不久。虽然史书对“三却喀”献给八思巴的时间记载不详,据五世达赖著《西藏王臣记》推断,应该在给八思巴下珍珠诏书的1264年左右,[27]当年也是元朝设置总制院之年。据此本人怀疑,“三却喀”是八思巴在世时忽必烈以供养之名义封他为藏区首领而创设,具有招抚意义兼具宗教色彩。而三道宣慰司是1288年总制院改名为宣政院后,在原有三却喀的基础上以行政机构名义设置而成,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28]

如此一来,在藏区设置的三道宣慰司与上述“藏区三却喀”大体上重合,这表明这三道宣慰司与藏族传统三大地理区域“三却喀”可理解为同一概念,三道宣慰司是蒙元帝国政府设置的行政建制名称,“三却喀”为藏区民众的普遍叫法或三道宣慰司未设之前的基本地域概念。法国藏学家伯希和(P.Pelliot)指出藏语“chol kha”(却喀)是蒙古语借词,蒙语作“Colgel”,“Colgel”在蒙古语中是汉语“路”或“道”的对译,[29]如此说正确,那么“三却喀”为“三道宣慰司”的藏译名称无任何异议。有人会认为“三却喀”之“卫藏法区”和三道宣慰之“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不符,前者没有把阿里囊括进去。很显然,卫藏法区在字面上只提到卫(前藏)、藏(后藏)两地,但其实已经把阿里也包括在内,[30]因为按传统藏族习惯把“卫藏”来概括除了昌都东部以外的整个西藏地方。

下面探讨设在多康藏区的两个宣慰司。

(一)吐蕃等处宣慰司

吐蕃等处宣慰司又称脱思麻宣慰司或朵思麻宣慰司,全称为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与传统藏语地理概念上的多麦或安多基本相当。吐蕃等处宣慰司下辖有脱思麻路和河州路两个辖区,其中脱思麻路为最初辖区,后加设河州路,[31]并将治所设在河州。[32]史料中出现的“土番宣慰司”,[33]应指河州路,是“因为河州是该宣慰司的治所的缘故”。[34]吐蕃等处宣慰司的最初辖区为朵思麻地区,所以史书才出现“脱思麻宣慰司”的记载,河州位于汉藏交界地,与内地相连,宋元时期住有大量藏族部落,元廷可能初期将此地划入内地管辖。按照藏文史料和藏族传统地域观的理解,河州当然也在朵思麻区域内,故,藏史只出现“朵思麻“(多麦)一个区域名。

关于吐蕃等处宣慰司的建立年代,史书记载不详,据学者研究,认为其设置年代约在1260年左右,[35]后逐步完善,《元史》载至元五年“割安西州属脱思麻路总管府。六年,以河州属吐蕃宣慰司都元帅府。七年,并洮州入安西府。八年,割岷州属脱思麻路。”[36]可见该宣慰司完善时期当在1268—1271年之间。据藏文史料记载,元初吐蕃萨迦派首领大多驻于临洮(shing kun),也即是临夏,汉文史料也称吐蕃等处宣慰司治所在河州,两者记载相同,故其治所在河州临夏不误。不过,对吐蕃等处宣慰司最初的治所在何处?无明确的记载。王森先生曾讲“元时所置三宣慰司都元帅府,一在萨迦,一在馆觉、一在灵藏”,[37]此处可能引自《汉藏史集》,可见他认为吐蕃等处宣慰司治所最初在灵藏,即今四川德格境内。而张云则有不同意见,说此“gling chang”(音“灵羌”)不能简单与“gling tshang”(灵藏)等同,灵藏在朵甘思,朵思麻的治所不可能设在朵甘思境内。他认为此“gling chang”应是汉语词汇,为“临羌”,系藏语音译,是古代临羌城即今青海湟源县。[38]笔者想,“gling chang”与“临羌”音近可能只是一种巧合,暂无任何资料证实此推断。据藏文史书记载,答失蜜(dar sman)进藏设驿站时,在西藏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其参加人有三却喀的负责人,曰“多麦之丹斗寺、多堆(康区)之卓多桑珠、后藏萨迦寺等召集众人,分发赏赐物品,颁布法令”,[39]此记三地应为三大宣慰司最初的治所。萨迦寺为乌斯藏宣慰司治所没有异议;至于卓多桑珠(gtso mdo bsam vgrub),位于今西藏昌都贡觉县境内,与其他藏文史料所称吐蕃等路宣慰司治所在贡觉的记载完全一致;丹斗寺在今青海海东地区化隆县境内,是藏传佛教后宏期发祥地著名寺院,当在元代宗喀地区,《汉藏史集》也暗示了吐蕃等处宣慰司治所在宗喀。[40]据此,笔者认为吐蕃等处宣慰司最初治所在青海东部宗喀丹斗地区,后才移至河州临夏,藏文史书有“河州地区属于昂索的庄园”等赐给八思巴的记载,[41]证明河州设有官府,应为吐蕃等处宣慰司后来的治所。

据《元史》记载,吐蕃等处宣慰司辖区范围有:

(1)脱思麻路军民万户府。(脱思麻路,辖区包括黄河河曲以北至河州路一带的地区,下述洮、岷、安西诸州及礼店文州蒙古汉军西番军民元帅府等皆在其管内。)

(2)西夏中兴河州等处军民总管府。(河州路,辖定羌、宁河、安乡三县,凤翔等处千户所、庆阳宁环等处等归此总管府直辖。)

(3)洮州元帅府。(归脱思麻路直辖)

(4)十八族元帅府。(其地在洮州、岷州之间,汉史称“岷州十八族”或“洮州十八族”。)

(5)积石州元帅府。(地在西宁州南、河州西北部,即今青海化隆县东部地区及循化县境内。)

(6)礼店文州蒙古汉军西番军民元帅府、礼店文州蒙古汉军奥鲁军民千户所、礼店文州蒙古汉军西番军民千户所、礼店阶州西水蒙古汉军西番军民总把二员。(其地在今甘肃文县、礼县、武都等陇南地区。)

(7)吐蕃等处招讨使司。(属附有脱思麻探马军四万户府、脱思麻路新附军千户所等,主要职能是维护地区安全,奉命出征吐蕃。)

 (8)文扶州西路南路底牙等处万户府。(其地在今甘肃文县、四川南坪及其西南地区。)

(9)凤翔等处千户所。

(10)庆阳宁环等处管军总把一员。(地在陕西西北部与甘肃东部、宁夏南部交界地区。)

(11)岷州十八族周回捕盗官二员。(甘肃岷县及其周围地区藏族部落。)

 (12)常阳贴城阿不笼等处万户府。(常阳在岷州卫之西,贴城为“铁城”之音讹,地在岷州卫东北。)

(13)阶文扶州等处番汉军上千户所。(甘肃武都等地。)

 (14)贵德州。(其地在青海贵德、尖扎、化隆等地,治所在贵德。)

(15)必呈(里)万户府。(今青海贵德县境内。)

(16)松潘叠威茂州等处军民安抚使司。(地在今四川西北安多藏区。)

(17)静州茶上必里溪安乡等二十六族军民千户所。(地当茂州以西藏族部落地区。)

(18)龙木头都留等一十二族军民千户所。(地当茂州汶川县东南地区。)

(19)岳希蓬萝卜村等处二十二族军民千户所。(地在茂州汶川县西南地区。)

(20)折藏万户府。(其地在元代洮州、岷州一带,即今甘肃卓尼、岷县一带地区。)[42]

在整个吐蕃等处宣慰司设置年代中,其辖区范围有所变化,如西夏中兴河州等处军民总管府、凤翔等处千户所、庆阳宁环等处等后来归入陕西等处行中书省,不再归宣政院管辖。从《元史》中吐蕃等处宣慰司的辖区范围及藏文史料有关朵思麻的记载分析,当时吐蕃等处宣慰司与乌斯藏宣慰司的交界在黄河源头巴颜喀拉山地区,与吐蕃等路宣慰司的交界在川西松潘等地,但具体地望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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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吐蕃等路宣慰司

关于吐蕃等路宣慰司的设置年代,史书记载不详,无明确的设置记载,现代研究者也持不同的意见,陈得芝认为该“宣慰司的设置年代不会早于世祖至元年间”,[43]张云说“据目前所见资料也无法明确下断论,大约在1264年—1288年之间”。[44]

从藏汉文献记载看,该司至少在1288年就已存在是事实,[45]但具体置于哪年?则无文献依据。至于吐蕃等路宣慰司的治所史籍也并无明载,今人学者也观点不一,有人认为在四川灵藏,[46]有人讲在今青海果洛州玛沁一带,[47]还有人认为应在青海玉树或四川甘孜北部的某地。[48]根据藏文史料,其司可能的治所有两处,即西藏昌都地区贡觉县境内卓多桑珠(gtso mdo bsam vgrub)和四川甘孜州德格县境内的灵藏(gling tshang)。从藏文史料推断,吐蕃等路宣慰司的治所最初设在贡觉地区卓多桑珠一带是较为可信的,[49]但后来的情况看其治所似有移动,并未一直设在贡觉。灵藏是朵甘思地区一主要行政中心,元代在此地设有万户长、千户长等官员,[50]明代也此地立有赞善王,说明该地在康区是占有重要的战略位置。贡觉卓多桑珠与灵藏相近,笔者认为,吐蕃等路宣慰司开始设置期间将治所设在贡觉地方,后因朵甘思辖区主要在东部地区,故把治所移至灵藏地带。当然,这也是一种推测,其祥待考。 

吐蕃等路宣慰司的辖区基本与藏族传统地理概念上的康区相当,大致在今西藏昌都东部地区、四川西部、青海东南部玉树等地,其东南至木里,西北至玉树,东北至大小金川一带。其具体辖区范围是:

(1)朵甘思田地里管民都元帅府。(地当雅砻江上游德格一带。)

(2)剌马儿刚等处招讨使司。(“剌马儿”为藏语“smar khams”或“dmar khams”的音译,“剌马儿刚”应与“亦思马儿甘”相同,地在今西藏昌都地区芒康一带。)

(3)奔不田地里招讨司。(“奔不”为藏语“spo vbor”,地当今四川甘孜州管内偏南地区巴塘、结塘等地。)

(4)奔不儿亦思刚百姓。(辖地与奔不田地里招讨司同,“奔不儿亦思刚”为藏语地名“spo vbor sgang”,地当金沙江和雅砻江之间偏南地区,南至云南中甸地区。)

(5)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等处军民安抚司。

(6)六番招讨使司。(六处理番安抚司,地为今四川雅安县一带。)

(7)天全招讨使司。(下辖鱼通路万户府、碉门鱼通等处管军守镇万户府、长河西管军万户府等,地在四川雅安以西、雅江、乾宁以东地区,康定、泸定就在其中。)

(8)长河西里管军招讨使司。(其地在今四川康定一带。)

(9)朵甘思招讨使司。(辖区有朵甘思哈答李唐鱼通等处钱粮总管府和亦思马儿甘万户府两个。朵甘思哈答李唐鱼通等处钱粮总管府辖区为今四川乾宁、理塘、大金川下游地区及大渡河西岸宇通河流一带;亦思马儿甘万户府辖区为澜沧江与金沙江两水上游中间地带马尔康冈地区,“亦思马儿甘”为藏语“smar khams sgang”的音译,应为“马儿甘亦思”,即今西藏昌都察雅、芒康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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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代多康藏区与西藏地方的关系 

有元一代,西藏萨迦政权不仅统治着西藏十三万户,也从政教两方强力影响着多康藏区。对多康藏区的政教影响,主要是靠帝师等萨迦派宗教首领的个人势力,而对多康藏区最直接的管理者,是为萨迦政权派往多康藏区的“朵甘思本钦”。据藏史记载,忽必烈于八思巴商议制定一个却喀设一本钦的制度,[51]从而开创了包括多康藏区在内的藏区“本钦”制度。

“萨迦本钦”(sa skyvi dpon chen),[52]实质上是管理萨迦地区为主的卫藏十三万户之最高行政长官。第一任萨迦本钦为释迦桑布(sh’vagky bzang po),当萨迦班智达去凉州时,任命他代摄法王,到八思巴时,薛禅皇帝下令赐给他“卫藏三路[53]军民万户”的印信,任命他为本钦。[54]

元一代,历任本钦者凡27人,[55]他们大多与萨迦昆氏家族有密切关系并代表着萨迦派的利益。另外,元代历任14位帝师中,除一二人尚未查明身份外,其余均出自昆氏家族或与之密切的人。从现有文献记载看,实际上,元代帝师与本钦的政教权利划分不是特别明显,且一般情况下政教权利划分只是相对性的权利划分。

对比分析藏汉文献,除了帝师本人外,未见萨迦本钦管理吐蕃三却喀的有力证据或具体记载,萨迦本钦的职权未涉及到吐蕃等路宣慰司与吐蕃等处宣慰司辖区。也就是说,萨迦本钦只管卫藏地区事务,他是乌斯藏宣慰司的最高长官,对于多康藏区,萨迦本钦的权力是相当有限的,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但《朗氏家族史》的记载有待仔细探讨,该书载:“薛禅皇帝和上师八思巴结为施主和福田后,萨迦派虽然充当瞻布洲之主,但势力范围甚小,它只占有瞻布洲中的吐蕃三却喀,在吐蕃三却喀中,萨迦仅直接管辖着乌斯藏和朵甘思。”[56]说明萨迦本钦除了对乌斯藏有绝对的管辖权力外,对朵甘思(即康区)也有同样的权力,我们无法证明萨迦本钦对朵甘思地区到底有多少职权可行,但毫无疑问的是,该本钦对朵甘思地区的某些政教事务有直接参与的权力。从“直接管辖”的词语背后还透露出萨迦本钦在不同时期有间接参与朵思麻(即安多)地区事务的相对权力,但笔者想这权力应局限于宗教层面。

对于萨迦本钦在多康藏区是否拥有职权的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套用上述《朗氏家族史》的记载,从而断定萨迦本钦在多康藏区尤其是朵甘思有绝对的行政权力,同样也不能完全否定其对多康藏区的任何权力行使。笔者认为这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时间过程。元廷经营吐蕃的初期,为了顺利达到统御全藏的目的,在萨迦本钦设置初期除了对乌斯藏外,还赋予了其对朵甘思地区的较为相对的政教权力,同时赋予了朵思麻地区政教名义上的权力。等吐蕃的统治趋于稳定后,元廷才逐一取消了萨迦本钦对多康藏区的政教之权,还积极消弱其在多康藏区的影响。这符合历史发展之规律,也符合当时的情形。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元朝帝师的八思巴,多康藏区(吐蕃等路宣慰司和吐蕃等处宣慰司)当然在他的管辖范围内,至少在元朝初期亦是如此。从这点来看,可见元廷为了便于统治,首先将整个藏区置于帝师治下,确切的说在宣政院名下,把吐蕃(整个藏区)作为一个整体大区域制定一系列治藏政策,然后又把吐蕃分成三个较为独立的行政区域,彼此间划清界限予以治理。这既是迎合了藏族人约定俗成的区域观念,又不失朝廷的治藏决定。

除了萨迦本钦外,另有“朵甘思本钦”(mdo khams dpon chen),是为元代多康藏区最高行政长官。

朵甘思本钦官府所在地,应设在灵藏(gling tshang,汉文文献亦作林葱)的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长官府,也就是设在今四川德格俄支地方,此地正位于康区中心区域,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据藏文史料记载,曾有四人担任过灵藏本钦,即释迦坚参(sh’vagky rgal mtshan)、仁青加布(rin chen skyabs)、更噶(kun dgav)和却仁(chos rin)。[57]这里所指灵藏本钦应是其他藏文史书记载之朵甘思本钦。

据阿旺丹贝坚赞的《政教史水晶明鉴》记载,萨迦派执政时期曾有从八思巴随从中名为董金巴贝(gdong spyin pa dpal)的人派往多康地区作“多康总管”(mdo khams spyi dpon),元廷还专门册封予以认可。[58]此“多康总管”,也许正是“多康本钦”。

恰那多吉(pyag na rdo rje)的儿子达玛巴喇[59]于1287年受命返回吐蕃时,在多康地区去世。此事在藏文史书《汉藏史集》有明确的记载:“达玛巴拉护持法座七年,于二十岁的阴火猪年(即1287年)十一月十八日伴随着诸种异兆在朵甘思的哲曼达去世”。[60]《雅隆尊者教法史》、[61]《红史》[62]等也有相同的记载。此“哲曼达”(tre mndal)为今四川康区朱倭地方。另据藏文史书记载,恰那多吉在多康藏区曾拥有任命政治官吏的权利,如他曾将多康藏区头人封为“三却喀罚主(khrims bdag tu bskos)”。[63]

据藏文史书记载,约在1290年左右发生“止孔之变”(亦作必里公之变)。[64]当时西藏止孔联合西北叛王进攻萨迦,战争波及到安多地方,故《元史》出现“脱思麻作乱”的记载。[65]元朝动用脱思麻探马军四万户府的军队出征吐蕃,平息战乱。

宗教文化层面讲,多康藏区与西藏萨迦派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多康藏区原属其他教派的众多寺院在萨迦派势力的影响下,纷纷改宗萨迦派,成为萨迦派在多康藏区的新的力量。如八思巴在多康地区写给法王扎巴森格(chos rje krgas pa seng ge)的邀请信中有“多康全区皆为我派教民”[66]的记载,说明此时多康藏区基本改信萨迦教法,多康藏区藏人成为萨迦派信仰群体。文献记载,“八思巴的四大弟子把多麦南部的苯教,分别予以改宗,在其地建立各自的寺院和基地。由于虔奉萨迦派,被称为大智者的斯纳格西(zi na dge bshes),曾受度母的授记,前来多麦地区,被成吉思汗尊为上师。而斯纳堪布喜饶益西(zi na mkhan po shes rab ye shes),由于作为供施两方的侍者,致力于众生怙主八思巴大师与国王之事业,成绩卓著,由国王赐予宗喀平安地方的土地,使其作为彼处领主,其后裔历代承袭”。[67]

萨迦派与多康藏区宗教名人间的文化关系在藏文史书记载颇多。如据文献记载,萨钦衮噶宁布(sa chen kun dgav snying po)“从多康迎请支贡巴吉拉阿甲布(vbri gung pvi skyu ra a skyabs)至萨迦”,[68]学习教法。康区丹麻地方有位名叫康巴朵尔杰(khams pa rdor rgyal)的人,起初为别人利用,到萨迦准备毒害萨钦衮噶宁布,[69]但后来逐渐对萨钦产生敬慕,碎打消毒死萨钦之念,成为萨钦衮噶宁布的得意弟子,为萨钦衮噶宁布传布萨迦派教法做出过巨大贡献。又如,萨迦班智达因阔端邀请前往凉州会面时,与多康籍高僧罗追饶赛(blo gros rab gsal)进行佛学交流,[70]还对其他多麦地区有识之士的佛学疑问写了答疑书信。[71]这种以宗教文化形式的文化互动,极大地推动了多康藏区文化上层与西藏高僧间的高层文化交往,两地间的文化互利得到进一步提升。

1398年,当时的玉树扎武地区头人思念其对祖先的恩德,趁萨迦派大喇嘛当钦瓦·嘉纳西饶坚赞至结古地区讲经传法之机,强迫噶玛噶举派两座寺院迁往别处,遂在原噶举派寺院建筑基础上正式建成了信奉萨迦派的结古寺(skye dgu dgon)。之后,结古寺发展成为玉树北部地区萨迦派主寺。

萨迦派高僧嘉噶西饶坚参(rgya dkar shes rab rgyal mtshan)也曾到过康区苯琼布堆(bon kyung po stod)地方传教,[72]还在康区建有顿竹林寺(don grub gling),[73]其弟罗追坚参(blo gros rhyal mtshan)也在康区从事传教活动达三年之久,加上来回两年,有五年在多康地区生活,[74]对康区萨迦派教法的传承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萨迦昆氏著名学者图多旺秀索南坚参(mthu stobs dbang phyug bsod nams rgyal mtshan)从康区丹麻地方迎娶玛吉衮噶本(ma cig kun dgav vbum),生有萨迦派著名高僧大法师扎巴坚参(slob dpon chen po grags pa rgyal mtshan),后到康区独尊萨迦,广转法轮。[75]

萨迦派拉康喇章高僧达摩达杂(ngharmva ngha dza)国师也曾被多康藏区信众迎请至康区传法。[76]拉康喇章另一位高僧降杨衮噶罗追勒贝迥乃(vjam dbyang kun dgav blo gros legs pvi vbyung gnas)成为多康藏区萨迦派教主(bstan pvi gsal byed),在康区与萨迦派其他教徒一起从事政教活动,对萨迦派在康区的恢复和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77]17世纪初,底却喇章(dus mchod bla brang)高僧噶钦图多旺秀(sgar chen mthu stobs dbang phyug)为了萨迦派原在康区萨嘎达多(sa dkar vdab vdob)地方寺院、谿卡的管理,亲自到康区噶色卡(sga gser kha)、康定等地从事政教活动。[78]

毛尔盖·桑木旦先生认为,萨迦派执政时期委任的松州(松潘)藏官的宫邸在松州阿东(a stong)地方,即阿东寺上方尚存黄胜关(bang hrang mkhar)的城堡遗址。据黄胜关不远处有户叫林瓦桑(gling ba sang)的人家,其宅基地是当年城堡监狱的旧址,据说在翻修住宅时,从地下掘出部分刑具。[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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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思巴与多康藏区  

八思巴(vgro mgon vphags pa, 1235-1280)为萨迦派第五祖。八思巴本名叫洛追坚赞,是萨班之弟索南坚赞的儿子。八思巴从小聪慧好学,八岁时能向人们讲经,加上伯父萨迦班班智达的良好教育,后来除了在政治上成为一名显赫的人物外,也是一位精通各种宗教知识的高僧。正如五世达赖著《西藏王臣记》记载:“幼而颖悟,长博闻思,学富五明,淹贯三藏”。[80]八思巴从十岁左右就跟随伯父萨迦班智达赴凉州与蒙古首领谈判,幼年时期就开始接触政治,为以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础。八思巴十七岁时,被临终的萨迦班智达任命为自己的法位继承人,即萨迦寺主持和萨迦派教主。萨迦班智达去世后,八思巴开始担任萨迦寺主持和萨迦派教主职位,成为萨迦派第五祖。1255年,八思巴返藏时从康区迎请那塘堪钦札巴僧格受比丘戒,完成佛教出家僧人生活中最庄严的仪式。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八思巴被封为国师,授以玉印。八思巴不仅拥有了教主的身份,而且还兼管吐蕃的行政事务。1264年,忽必烈迁都大都,在帝国政权内设置总制院,掌管全国佛教和藏族地区事务,又命八思巴以国师的身份兼管总制院事务。1268年八思巴划分卫藏十三万户,建立萨迦派政教合一政权。1270年,因创制蒙古新字[81]有功,封帝师,升号大宝法王。后忽必烈晋升八思巴为帝师,并更赐玉印。1280年,八思巴在萨迦寺拉康拉章英年早逝,享年46岁。

据当时文献记载,元世祖忽必烈“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师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82]可见忽必烈时期八思巴的权位就如此高大,在西藏的政教之权是至高无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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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继承大统之后,常驻京城治国,八思巴则长期待在多康藏区从事政教活动。八思巴在多康藏区的主要活动中心为临洮,即香根(藏语称为shing kun,系“行宫”音译)地区。因八思巴长期住在临洮行宫,其驻锡地被后人称为“八思巴行宫”(vphags pa shing kun)。八思巴常锡香根,主治甘、青、川、滇(多康藏区)及藏地事务。

八思巴在临洮时期,曾督建甘南卓尼大寺,并委任当地头人做寺主,护持寺院。建成卓尼寺后,八思巴及其随从以该寺为中心,大力发展藏传佛教,传播萨迦派教法,依次打击嘉绒、迭部、舟曲等岷江、白砻江流域一带苯教势力,[83]致使许多苯教徒纷纷弃苯皈佛,藏传佛教尤其是萨迦派势力在这一区域逐渐流布。八思巴还令其下属在河州韩家集修建佛寺,取名曰“韩家寺”。这座寺院建成后,成为萨迦派在安多地区进行政教活动的主要中心寺院。

1260年,游牧于青海兴海县曲什安河流域、果洛州玛卿雪山一带的阿柔部落首领华本加(dpal vbum rgyal)被八思巴加封为千户。[84]阿柔部落正式与萨迦派上层得到联系,并在政教上与萨迦政权产生隶属关系。

1264年,八思巴兄弟从京都返回萨迦途中,曾抵达今玉树称多噶哇隆巴(mgar ba lung)地方,在此举行了有万余僧众参加的盛大法会,八思巴升座讲法,传授灌顶,影响颇大。藏语“khri vdu”(称多)一名,也来自于此,意为万人集会之地。八思巴在噶哇隆巴上庄接受一家兄弟二人为徒,带往西藏萨迦寺学经,受比丘戒为僧。此兄弟中一人后来成为元朝一位声名显赫的藏传佛教高僧,即阿尼丹巴贡嘎扎巴(mgar a myes dam pa kun dgav grags pa)国师,《元史》所载之“八思巴时,又有国师胆巴者,一名功嘉葛刺思,西番突甘斯旦麻人”,[85]指的就是这位名僧。元廷曾为阿尼丹巴立有“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碑”,其大名及碑文拓片,早为汉地金石与书法家所知晓。八思巴还曾去称多南部歇乌地方讲经传法,应僧众请求,将歇乌多干寺改宗为萨迦派寺院。相传,八思巴返回萨迦后,不忘在歇乌的政教事务,派其弟子尖却仁增秋仲到多干寺主持寺务,是为多干寺第一任法台。八思巴还规定由萨迦寺派遣一名叫“萨迦喇干”(sa skyvi bla rgan)住多干寺负责讲法,并与协助法台管理地方政教事务,之后成为定制。

        甘肃甘南曲科尔十二部(chos ckhor tsho bcu gnyis),是“怙主八思巴大师在世时,派遣了许多侄甥辈防守汉藏边界地区,其中,有大师自己家族的名叫藏哇南拉本(gtsang ba gnam lha vbum)者,他有两个妻子,两妻于同一天各生下一个男孩。这时,恰有称为桑耶寺的遁世者来到门前,认为是一个因缘,乃请其为孩子取一名字。于是一个被名为曲科尔嘉(chos vkhor skyabs),另一个被名为桑耶扎西(bsam yas bkra shis)。曲科尔嘉随同上师前去内地得到了金印,在临洮和甘加支噶尔(rgan gyvi brag dkar)一带韩达隆地方定居。”[86]

1267年,八思巴返藏,在途中向玉树囊谦地区千户府寺院根蚌寺赠送了一对法螺。[87]当年八思巴在这一地区一住即是两年,并与囊谦千户先祖结成了供施关系。[88]八思巴还在囊谦宗达寺也曾驻锡过,向该寺送有佛像及各类法器等,返回萨迦后,八思巴给宗达寺发了一份法旨,命全藏民众必须保护宗达寺,不许任意占地断路,刁难寺院,为难僧徒。[89]

上述阿尼丹巴兄弟二人从萨迦寺返回称多后,于1268年在称多一带修建了一座寺院,名曰“噶藏班觉林”(bskal bzang dpal vbyor gling),系八思巴所赐,即今称多县境内的噶藏寺。同年,八思巴返京途中再次经过称多,赐给噶藏寺释迦牟尼十二岁身量之佛像唐卡一卷和用金汁写于兰纸上的《大藏经》一套及一尺五寸高的镀金佛塔一座、九股金刚法铃一把、法螺一个。八思巴还颁给噶藏寺法旨一道,以藏、蒙、汉三种文字书于锦缎之上,命当地属民向该寺交纳酥油、青稞、黄金、牲畜等,并规定任何人不得侵扰寺院。[90]与此同时,八思巴赏赐与噶阿尼丹巴掌管当地政教事务的象牙图章及白檀香木图章各一枚。八思巴在称多另建有东程寺,后逐渐成为称多地区萨迦派第二大寺院。应歇乌地区僧众之请求,将赛巴沟下赛巴村的苯教寺院赛达寺改宗为萨迦派寺院,赐名曰“大乘昌盛林”(theg chen dar rgyas gling)。另外,阿尼丹巴兄弟二人在当年八思巴讲经布道和灌顶之地另建一座法座,名为“白莲台”(chos khri padma dkar po),以资纪念八思巴。

1274年,八思巴离开临洮再次返回西藏,途径玉树县境内时,曾到下拉秀、巴塘(vbav thang)、[91]小苏芒(zur mang chung ba)等地对这些地区萨迦派寺院进行视察,并在苯拉(spom ra)写下新年贺词向忽必烈祝贺新年。[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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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史料记载,八思巴于1275年在马尔康卓多乃萨尔(smar khang gtso mdo gnas gsar)地方住了数月,做了刻印佛经等许多宗教事务,还给忽必烈皇帝和皇室成员撰写《忽必烈皇帝造广、中、略三种般如经的说明》等多篇文章,直至新年过后。[93]“卓多乃萨尔”为其他藏文文献出现的“gtso mdo bsam vgrub”[94]或“rtso do gnas gsar”,据《朗氏家族史》记载,其地位于今西藏昌都地区贡觉县,为霍尔钦顿楚(hor chen ston tshul)领地,顿楚是元代朵甘思之首领,他将八思巴迎请至此,并予以盛情款待,还供养了大批土地、百姓、财富和佛经。[95]之后,八思巴东行,在多康地区之噶托(ka thog)撰写《赞颂吐蕃历代国王诗》,还到过马尔康。[96]噶托为今四川白玉县境内之噶托寺,位于白玉县河坡乡,紧邻德格,马尔康为今四川白玉、德格交界地区。

八思巴往来内地与吐蕃,曾两度经过德格,相传德格王家族第三十世索朗仁青(bsod nams rin chen)被八思巴选为膳食堪布并赐“四德格十格之大夫”称号,还在德格萨玛村建立起第一座萨迦派寺院萨玛寺。[97]因为八思巴的政教影响,德格地区许多其他教派寺院纷纷改宗萨迦派,后世萨迦派在德格地区的影响一直未断,直至格鲁派势力进入德格。

此外,八思巴在多康藏区时在位于通天河岸川、青、藏三地交界处的仁钦林寺(rin chen gling dgon pa)讲经说法,并赐给该寺跳神时用的护法神面具及传说中格萨尔王的大将嘉察去世前献于萨迦寺的马嚼铁等。为了纪念八思巴亲临此地,当地僧众在该寺大经堂内专门设了一座上师八思巴的法座,名曰“八思巴法座”(vphags pvi khri)。

从上述八思巴在多康藏区的种种活动可见,八思巴十分看重其势力在多康藏区的渗透和加强。八思巴通过其特殊政教身份,对多康藏区逐渐加大统治力度,并不断辐射其影响力。八思巴的这种以宗教领袖身份灵活运用政治权利,使得增强了萨迦派及其个人的声威,故而越发有利于西藏与多康藏区间的政教互动,两地间的交往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八思巴通过对多康藏区政教首领及寺院名人讲经弘法、传授灌顶、赠送礼品、发布法旨等手段,扩大萨迦派势力,增强帝师权威,从而极大地促进了西藏萨迦派在多康藏区的影响力,萨迦派势力基本波及到整个多康藏区。

 

 

参考文献:

[1] 公元13世纪蒙古人在短时间内势如破竹,迅速控制藏区虽然与蒙古的势力有关,但也不可否认当时藏区内部的主观原因,如长期的分裂割据使藏族未能形成强大的军政实力,佛教的大力弘扬及其在精神上中的主导作用使大多数人对战争和抵抗行为产生消极心态。

[2] 大司徒·降曲坚赞:《郎氏家族史》(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0页。

[3] 班觉桑布:《汉藏史集》(藏文),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74页

[4] 参见〔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85页。

[5]《元史》卷一O。

[6] 参见仁庆扎西:《西平王府今地考》,《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61期。

[7] 参见张云:《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

[8] 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页。

[9] 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藏文),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页。

[10] 宣政院前身,于1288年改为宣政院。

[11]《元史·桑哥传》。

[12]《元史》卷八七。

[13] 蔡巴·贡嘎多吉:《红史》(藏文),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

[14] T.V.Wylie,Khubilai Khaghan’s First Viceroyof Tibet,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Budapest,PP.391-404.1984.

[15] 蔡巴·贡嘎多吉:《红史》(藏文),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

[16] 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藏文),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233页。

[17] 班觉桑布:《汉藏史集》(藏文),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330-331页。

[18] 恰那多吉娶有阔端之女墨卡敦公主,成为驸马。

[19] 张云:《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

[20] 学术界普遍使用“西藏十三万户”的提法,但卫藏与西藏在历史上所指的地理范围不尽相同,西藏范围更广,卫藏即前藏,范围较小,不能混为一谈。

[21] 史书记载称划分十三万户时间为1268年左右。在学术界,关于卫藏十三万户建立时间也有多种说法。如石泰安认为在1253年或1260年;图齐认为在八思巴受封为帝师之时;东噶先生认为在1272年;也有张云认为在1252年。但综合分析藏文史书发现,划分十三万户是经过了艰苦的较长时间才划定的,并非一时之间划分成功。所以,建立十三万户时间当为1254年左右。原因是:据《西藏王臣记》记载,1254年至1264年间八思巴给忽必烈先后三次传授灌顶,其中第一次灌顶完成后忽必烈以供养的名义献给八思巴的领地就是十三万户,由此推断,笔者认为十三万户的建立时间最迟也不超过1254年,1268年应为括户之年。

[22] 阿旺贡嘎索南著、陈庆英等译:《萨迦世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23] 达仓班觉桑布:《雪域历史名著精选(28)》(藏文),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页。

[24] 智贡巴·贡去乎丹巴绕布杰:《安多政教史》(藏文),甘肃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25] 释迦仁钦岱:《雅隆史》(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页。

[26] 至此时,汉文文献大多把“多康”或“朵甘思”逐渐理解为康区,但与传统意义上的康区有所区别,包括了部分安多区域。

[27] 诺章·伍金:《西藏王臣记祥释》(藏文),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268页。

[28] 按照三却喀的划分标准及“阿里贡塘以下”的表述来分析,阿里上部地区似乎不在三却喀之中,值得探讨。

[29] P.Pelliot,Notes sur le “Turkestan” de M.W.Barthold,T’oung Pao Vol. XXⅥ,1930,P12-56.

[30] 尤其是到了甘丹颇章政权时期,即1681年甘丹颇章政权与阿里拉达克王国之间爆发战争,拉达克王国属地阿里三围的大部分地区被甘丹颇章政权收复,甘丹颇章政府在阿里推行卫藏的行政体制,设置“四宗六本”,从而逐渐失去阿里作为整体区域的政治地理单元,基本包括在了卫藏的地域概念之中。但需要指出的是,传统上阿里的地域范围与阿里行政区域不能混为一谈,阿里地域概念仍然包括当时甘丹颇章政权辖区之外的拉达克、亚泽等地。

[31]《元史》卷六O。

[32]《元史》卷六三。

[33]《元史》卷二二。

[34] 张云:《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2页。

[35] 陈得芝:《元代乌斯藏宣慰司的设置年代》,《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8辑。

[36]《元史》卷六O。

[37] 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1页。

[38] 张云:《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页。

[39] 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先哲遗书·雪域历史名著精选》卷二八(藏文),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0页。

[40] 班觉桑布:《汉藏史集》(藏文),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400-401页。

[41] 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先哲遗书·雪域历史名著精选》卷二八(藏文),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页。

[42]《元史》卷八七。

[43] 陈得芝:《元代乌斯藏宣慰司的设置年代》,《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8辑。

[44] 张云:《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页。

[45] 参见《元史》卷一五。

[46] 张云:《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页。

[47] 任乃强、泽旺夺吉:《“朵甘思”考略》,《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

[48] 陈庆英:《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军政机构》,《西藏研究》1992年第3期。

[49] 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先哲遗书·雪域历史名著精选》卷二八(藏文),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0页。

[50] 大司徒·降曲坚赞:《郎氏家族史》(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7页。

[51] 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先哲遗书·雪域历史名著精选》卷二八(藏文),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页。

[52] 部分学者常将萨迦本钦这一职官和汉史中所称“乌斯藏宣慰使司宣慰使”一职混为一谈,认为萨迦本钦系藏人对乌斯藏宣慰使的俗称,并以此否定萨迦政权的存在,这种观点应为错误论点。

[53] 此处“卫藏三路”可能有误,应是吐蕃三路。(释迦仁钦岱:《雅隆史》(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页。)

[54] 蔡巴·贡嘎多吉:《红史》(藏文),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53页。

[55] 邓锐龄:《远明两代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页。

[56] 大司徒·降曲坚赞:《郎氏家族史》(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4-255页。

[57] 大司徒·降曲坚赞:《郎氏家族史》(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6页。

[58] 恰白·次旦平措编:《西藏史籍五部》(藏文),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78页。

[59]  nghrma pa la,《元史》所载之答儿麻八剌剌吉塔。

[60] 班觉桑布:《汉藏史集》(藏文),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333页。

[61] 雅隆觉悟尊者:《雅隆尊者教法史》(藏文),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

[62] 蔡巴·贡嘎多吉:《红史》(藏文),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

[63] 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1页。

[64] 参见郭诺·迅鲁伯:《青史》(藏文),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68-269页。

[65] 参见《元史》卷一二二。

[66] 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9页。

[67] 智贡巴·贡去乎丹巴绕布杰:《安多政教史》(藏文),甘肃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第21页。

[68] 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6页。

[69] 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5-88页。

[70] 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页。

[71] 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7-158页。

[72] 参见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7页。

[73] 参见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9页。

[74] 参见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1页。

[75] 参见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5-396页。

[76] 参见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2页。

[77] 参见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45-451页。

[78] 参见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36-637页。

[79] 参见毛尔盖·桑木旦:《藏族史·奇乐明镜》(藏文),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260页。

[80] 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加错:《西藏王臣记》(藏文),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97页。

[81] 即八思巴蒙古文。

[82]《元史》卷二O二。

[83] 参见黎宗华、李延恺:《安多藏族史略》,青海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94-95页。

[84] 参见王云:《青海藏族阿柔部落社会历史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85]《元史·释老传》。

[86] 智贡巴·贡去乎丹巴绕布杰:《安多政教史》(藏文),甘肃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第589页。

[87] 现存于才久寺(tshes bcu dgon)。

[88] 吴均:《关于藏区宗教的一些问题辨析》,《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

[89] 周生文、陈庆英:《大元帝师八思巴在玉树的活动》,《西藏研究》1990年第1期。

[90] 黎宗华、李延恺:《安多藏族史略》,青海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96页。

[91] 有人认为此处“巴塘”指的是四川境内之巴塘。

[92] 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藏文),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214页。

[93]《萨迦五祖文集·八思巴文集》,藏文手抄本。

[94] 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先哲遗书·雪域历史名著精选》卷二八(藏文),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0页。

[95] 大司徒·降曲坚赞:《郎氏家族史》(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7页。

[96]《萨迦五祖文集·八思巴文集》,藏文手抄本。

[97] 参见张云:《元代康区的htso mdo bsam vgrub(卓多桑珠)和dre mandhala(哲曼达)今地考》,《任乃强先生纪念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8页。

 

(本文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 藏族古代学术史研究”(项目编号:NCET-13-0877)阶段性成果,发表于《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作者:叶拉太,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编辑:恰嘎·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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